清代“大一统”理论解说

“大一统”作为政治思想理念,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内向凝聚的一条生命线。文章对“大一统”的内涵、“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性、清代如何实践“大一统”及取得哪些进展进行了阐释。认为准确解释“大一统”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一把钥匙,不识“大一统”,难识清史真貌,给不出科学的评价。清代创建新“大一统”理论并全面推行,付诸治国实践,取得一系列的历史性突破,凝结成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子虚赋》《上林赋》名物空间营造与接受主体之关系

从文本接受主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子虚赋》和《上林赋》在名物铺陈与空间营造方面的变化。《子虚赋》以诸侯为主体,其名物铺陈类别相对较少且空间构造有限;而《上林赋》则以天子为主要对象,名物繁复多样且空间层次重叠。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主体对象的社会地位、阶层等级和帝王的喜好所决定。西汉作家以《子虚赋》《上林赋》开启了天子游猎为题材的创作,并逐渐影响到东汉时期的赋作家们。这种变化使汉大赋的赋文风格、题材和结构也发生了转变。

城南别离:《长门赋》中宫为“昭台”考

《长门赋》中所描绘的离宫从地理方位记载、考古遗址发现等方面均可证明并非汉长安城东的长门宫。从《史记》《汉书》等正史文献对西汉后妃被废黜别宫的叙述来看,具有明确迁居离宫的记载并不多,其中不论是宫殿性质、离宫方位、宫殿规模抑或是后妃迁居时期,昭台宫相比于包含长门宫在内的其他具有废黜功能的离宫别馆,均更加符合《长门赋》中“城南之离宫”之特点。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汉画像石中的大禹图式溯源与辨识方法

深刻挖掘中华传统汉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观念,以文献传说和历史遗存为参照,运用语图对比、格套的方法对汉画大禹形象进行考证,提出大禹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集中在黄淮流域的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其大禹形象可分为身穿襦袍的“治水像”和身穿黼冕的“帝王像”两种制式,其产生与汉代“圣贤崇拜”的社会信仰有关,旨在让维系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汉文化和大禹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为汉画像中大禹形象的辨识提出基础判断依据,为有关大禹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文创开发等应用研究提供文化与文献方面的参考原型。

玉门关段汉长城墙体结构抗震性能研究

基于野外调查和室内试验建立了玉门关段汉长城结构的三维动力分析模型,其中以长城墙体结构中的夯土层、芦苇层和芦苇绳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差分法计算了该段长城结构在地震动作用下的抗震性能。计算结果表明:在自重作用下,芦苇层与夯土层变形机制相互补充,芦苇绳的拉结作用明显,整个墙体变形合理;从墙体底部到顶部,地震波的高频成分减少,低频成分增加;在强震作用下,墙体芦苇层的最大应力远小于单根芦苇纤维的抗拉强度,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采用格栅单元和锚索单元分别模拟芦苇层、芦苇绳是合理的。研究成果可为河西地区土遗址保护提供参考。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传统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存在保护资金短缺、资源利用低效等问题,其根源在于保护与利用的不可互动性。为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采取以"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文化产业园区"为特征的保护与利用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对这一模式的空间组织、发展策略和保障体系进行了探索。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汉代文献开始出现"重译"记录。汉儒理想政治表述包括对武丁时代和周公时代"重译"现象的追忆。"重译"传说是儒家学人渲染先古圣王政治功绩的重要节目。而汉儒艳称"重译"事,自有当时外交形势、民族关系、国家意识的背景。汉史亦有"重译"现象,可见"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的说法。"重译"又有"重三译"、"重九译"的强化形式。被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因九译言语乃通"。汉代碑刻文字出现少数民族"重译乞降"语,也反映"重译"之说使用的普遍。《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传.莋都夷》记载白狼王唐菆等所作歌诗,李贤注以为"重译"实例。史籍保留有"夷言"与"华言"的对照,或可看作"重译"的文字标本。汉代文字资料中"重译"的频繁出现,体现"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成熟和普及。

“空间的艺术”:汉赋空间叙事的演进、类型及其美学特征

作为一门"空间的艺术",汉赋诸种体类所涉及的空间层面多样,并发生相互交错、渗透、重叠的关系。汉赋家们在散体赋以及部分骚体赋及其变体中,综合古代空间意识及前人创作经验将空间叙事推向成熟。汉赋空间叙事主要有方位叙事、"连类"叙事和移位叙事三种主要类型,并具有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互为依存、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互为补充以及表层结构与空间意义互为支撑等鲜明特征。汉赋家依空间的无限性、共存感与形式特征而建构起时空交错的总体艺术架构,把纷繁的物象统一为宏大的、气势生动的审美整体,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汉赋"巨丽"的审美趣味。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

北地傅氏家族是汉末至西晋时期相当活跃的一支北方大族。东汉时北地郡遭受羌胡侵逼,郡境迁移,人民流散。为了谋求较为优越的发展条件,傅咸子孙徙居清河。永嘉之乱后,傅氏家族的两支先后渡江南迁。傅氏家族的文化面貌表现为明显的北方大族特征,在家风方面,重视宗法血缘关系,讲究孝道,注重事功而勤于政事。其学风与家风互相渗透和融合,表现出保守趋向。当汉魏易代之际,傅干从舆论宣传方面强烈谴责曹操的篡代行径,他本人也以身殉道;而在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夺国的过程中,傅嘏和傅玄自觉地加入到司马氏阵营。傅氏家族的活动表明,在前后两次皇权转换的过程中,大族势力的政治动向及其所起的作用是迥然不同的。

后疫情时代基于特色文化空间构建的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规划机制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空间规划机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何扭转市场颓势,弥补区域产业发展因区域治理和空间规划机制缺失而遭受的损失,是各类产业集群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文化空间构建与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联通思维模式,统筹考虑汉长安城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规划机制设计与实施管理,从文化空间氛围营造、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及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近远期规划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