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趋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下,美国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人工智能化调整,试图沿袭技术制胜的军事思想传统,围绕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取胜这一目标,以新兴技术推进军事能力建设,打造一体化协同作战部队和军事情报系统,塑造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能力。为此,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和具体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美国国防部建立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加大新技术研发的军费投入,推动军民产业和技术融合,加强与盟友的技术合作。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调整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相应变革,进而加剧以人工智能竞争为焦点的大国战略竞争。人工智能技术难以溯源和易于扩散的特点将削弱核威慑的效用,其广泛军事化应用将催生新的战争形态。基于此,中国应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美国军事战略变化的动向,做好应对准备。

权力互动与平衡性竞争--中美欧数字权力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空间正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场域。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权力形式及其竞争范式呈现出流变与进化之势,数字权力应运而生。数字权力来源于行为体对数字资源即数字规则、数字技术、数字市场“三位一体”的控制。数字权力的竞争逻辑基于数字市场、规则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制约,表现为对数字市场权力、数字规则权力和数字技术权力的争夺。数字权力竞争模式是“竞争性相互依存”下的双向权力互动模式,而非“技术决定论”下的单向权力垄断模式。当前中美欧数字权力竞争表现为非对称的三极鼎立格局。鉴于以数字技术为霸权支柱的美国正不断将中美数字竞争推向失序化的险境,以及欧美在数字规则主导权方面复杂的利益冲突,中欧可分别以数字市场与数字规则为权力杠杆撬动美国的数字霸权,进而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实现平衡性竞争。

技术市场竞争与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选择

技术市场竞争正成为大国技术竞争中最复杂、最重要和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作为霸权国,美国有着以不对称权力优势干预技术市场、重塑技术产业链的政治惯性,市场竞争与权力优势是美国技术安全化的动力追求与能力支撑。美国将技术与安全议题相联结,不仅能够挣脱现有规则与制度的束缚、阻断竞争国既有的技术扩散趋势,还可以动员和捆绑其他国家共同行动,达到最大化控制他国市场选择、保有和扩张国家市场份额的目的。因此,无论是美日半导体技术之争,还是在中美5G技术之争中,当处于崛起状态的竞争国使美国倍感技术市场竞争压力时,美国都以技术安全化手段,在国家和全球的技术市场选择中不断渗透意识形态与安全逻辑,动态持续对目标国进行安全化的塑造与打击。作为当下美国技术安全化主要的目标国,中国需要以更灵活的技术策略应对美国的技术安全化陷阱,从市场拓展、自主创新、企业管理和话语权提升等多方面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安全化市场打击与压缩的行为作出应对。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国会的角色及其影响

大国竞争时代,国会走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台,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扮演着复合型角色。国会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叙事的构建者,对华科技竞争体系的设计者,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实施的保障者。介入姿态的积极主动、介入内容的广泛、两党持有共识、与行政部门有良好的合作与协调关系是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战略层面的新兴与关键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国内对华竞争共识的形成,国会内部的专门委员会与核心“鹰派”议员的推动以及院外利益集团的施压是促使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原因。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不仅会改变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决策环境、推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长期化与制度化、增加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复杂性与困难度,而且还可能促使形成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互动上的新常态。

从被动应势到顺势而为:大国竞争下的科技公司

作为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行为体,科技公司的作用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关注。随着科技日益成为主权国家在竞争中维护利益和发挥影响力的战略工具,科技公司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格局和相互依赖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科技公司依托其在技术变革中的引领性角色,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国内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公司不再只是被动应势,而是在新的动态关系中顺势而为,通过主动介入地缘政治博弈,影响政策制定以实现其商业利益。通过对25位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英特尔、Mistral AI、OpenAI三家公司的具体行动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揭示了科技公司顺势而为的行为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失衡、监管效果不佳、国际合作受损和生态系统扭曲四类潜在风险。因此,国家应审慎应对科技巨头崛起带来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同时,重视科技公司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引导科技创新造福人类。

我国科技安全发展研究——基于国际科技竞争视角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加速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科技竞争与科技安全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阐述当前国际科技竞争背景与我国加强科技安全治理的紧迫性,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强化科技安全的应对之策,提出了坚决抵制狭隘技术民族主义、加强科技安全立法、健全科技安全治理体系、加强科技安全研究和教育等一系列可行性路径,以期对促进国家科技创新和保障国家科技安全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人才、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领域为例

科技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我国科技人才、基础研究以及代表性关键技术三个方面的发展现状,针对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基础研究学科发展不平衡,关键技术领域创新能力不强等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与国际关系:预期与变革

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下最为热门的技术之一,被认为将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当下对人工智能决定性能力的预期导致了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全方位的科技遏制。讨论科技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以从技术的颠覆性和扩散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中期来看,颠覆性一般而扩散性强的弱人工智能技术很难改变大国主导的权力格局,但是其可能通过对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进而影响国际关系。长期来看,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具有巨大的颠覆性,将挑战人类的自我认知和身份,并将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国际关系。我们既要避免高估人工智能的变革潜力,也需避免低估人类的适应力,而目前最为关键的是避免因为对人工智能的想象而导致国际冲突。

技术赶超导向下的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重大使命、耦合模式与发展路径

大国竞争正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面临限制和打压的环境中,面向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融合创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关键。高新技术的“卡脖子”特征主要发生在面向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应对重大社会挑战三个层面,是军民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赶超的重大使命。因此,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网络的耦合关系和网络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职能分配,充分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结合关键技术与产业的创新特征,围绕技术赶超的“原路模仿型”“弯道超车型”和两者相结合的“双元交叉型”三种发展路径进行设计,推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深层关联与演变轨迹

科技革命的发生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有着紧密的内在深层关联,历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与相应时期的国际秩序的演变轨迹之间存在着某种同频共振联动。英国凭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优势,通过离岸制衡策略精心构筑起了脆弱平衡的欧洲百年均势秩序。德国挟第二次科技革命对综合国力的加持,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打破均势秩序,终告折戟沉沙。美苏两霸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角力中形成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秩序,却最终以一极的坍塌而快进到“一超多强”的过渡形态。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失灵,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跨入新时代的中国,务须紧紧把握住方兴未艾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宝贵历史机遇,加速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以便更好更快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大国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新议题。有别于传统贸易,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且在不同议题上各国的话语权也各有优劣,这与数字贸易发展中的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和动态变化密切相关。另外,数字技术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促使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产生了新的联动,衍生并强化了一种新的数字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优势不仅反映在各国对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的立场中,而且体现在一国如何选择多边/区域贸易协定以推动议题的传播和共识的达成。此外,由于结构性权力的外溢效应,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呈现与地缘政治竞争相结合的趋势,推动了国际经贸问题政治化,使全球数字贸易治理难以建立统一规制,并出现更多的选择和发展可能性,这将推动形成新的国际经贸秩序。

ChatGPT与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

数字全球化加速发展致使人工智能及其潜在变革动能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高度重视相关技术研发以护持自身霸权,政府携手跨国数字巨头加速推进该国人工智能领军企业OpenAI发展步伐,美国金融资本亦对其予以重点扶持。作为该企业的核心产品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的最新成果,ChatGPT一经发布即引发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然而,该产品发展前景并不完全明朗,不仅仍面临准确性与安全性困境,且难以突破知识产权与监管限制。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贸然跃进或带来国家内外矛盾上升、数字鸿沟扩大等重大挑战,加快数字时代国际竞争节奏、提升大国竞争复杂性,并加剧全球数字扩张无序性。作为全球数字大国,中国亦正积极把握ChatGPT带来的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但因受美国战略遏制打压严重而在技术跟进、人才培养、产业布局、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鉴于此,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坚持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速。

2011—2021年美国科技法律制定分析框架及颁布情况分析

通过建立“美国科技法律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对2011—2021年美国科技法律进行案例分析,由此得出:第一,从数量来看,美国关于科技方面的立法数量呈现增长趋势;第二,从领域来看,美国对科技的关注较全面,包括国家安全、教育、信息通信、农业、基础设施、能源、航空航天、企业创新和民生需求;第三,从对象来看,美国科技方面立法占比最大的是民生需求领域;第四,从趋势来看,美国立法越来越注重对标准和规则的制定;第五,从针对国来看,美国从2017年开始关于涉华科技方面的法律条款日益增多,对华科技打压呈日益激烈的态势。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对内应加强科技相关立法,增强立法针对性,并增加民生领域的科技投入;对外应积极应对美国对华科技打压,在国际标准和规则体系的制定中发挥主动作用。

拜登政府国防科技创新的“新举国体制”

自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就对国防科技创新给予大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将对国防科技研发的支持机制化,引领着国际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方向。然而,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各界逐步认识到,相比于恐怖主义,来自中俄等国的竞争,尤其是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但如今美国政府对国防科技创新的引领明显不足。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进一步建强作为大国竞争战略重要支撑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不仅强化了对国防科技创新的战略指导,更是在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人才培育机制等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美国国防科技创新的“新举国体制”由此得以确立。短期来看,该体制有利于美国保持其军事技术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如果美国无视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合作需求而一味地固守冷战思维,其国防科技创新中的“新举国体制”最终有可能带来与其初衷南辕北辙的后果。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在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重构的同时,出现了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等新趋势新动向。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我国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产业体系完整、产业链韧性强劲的优势,创新驱动强链延链,加紧补短锻长,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建立完善产业链安全预警机制,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当前应做好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战略准备

2020年全球经济将陷入严重危机,增长速度将急剧转为负增长。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复杂多变。科技创新仍处于革命的前夜,没有创造出重大突破性成果,没有带来能够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力与消费力扩张动力。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积极谋求变局,已经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关系,世界进入大国竞逐的纷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矛盾与斗争日益尖锐,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陷入新的对抗局面,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逐渐成型。霸权主义和新的大国博弈破坏了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和环境。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仅仅是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和陷入衰退的导火索,不是全球经济进入危机的根源,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创新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加入WTO后 ,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注重企业核心竞争力———创新力的培育。企业创新主要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 ,其中观念创新是关键 ,是先导 ,技术创新是支持 ,机制创新就是保障。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优化策略研究

[研究目的]深入探讨大国竞争视阈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积极有力支持,促进国家整体保持稳定安全并在大国竞争中积累更多战略优势。[研究方法]从大国竞争、国防科技信息资源、国防科技情报等基础概念出发,综合解构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式,深入诠释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在大国竞争下更加复杂多变的新特征及其需要把握战略重点的新要求。[研究结论]发现情报信息错综复杂、原有发展显著不足、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等困难挑战,就此构建出以协同多方主体、合理共建共享、创新方式方法、统筹规划设计、优化布局结构等为基本内容的实践策略模型,为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提供基本指导。

后疫情时代全球科技创新趋势与建议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持续蔓延,主要国家加紧疫苗研发速度,各国对公共卫生和生命健康更加重视,竞相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技术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步伐。科技创新呈现出研发与应用结合更加紧密、政治影响加大、竞争焦点趋同等特点。为此,我国应考虑构建面向未来场景的领先市场,超前布局科技经济制高点领域,以创新区域化应对逆全球化风险,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