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何为?——抗战大后方建筑设计化用传统木构之思

效率作为建筑实践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被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者忽视。与此相应,抗战大后方建筑长期未受学界足够重视。战时建筑讲求多快好省,是研究建筑效率问题的绝佳样本。文章以效率问题为切入点,研究抗战大后方建筑,基于档案查阅和田野调查所获一手史料,梳理抗战大后方化用传统木构的诸多案例,包含不同类型的42款屋架,归纳其技术类型和特征;重点研究位于重庆的三个项目,运用结构力学方法分析其技术特征,以实践逻辑剖析设计者在空间效率、结构效率、材料与构造效率之间的复杂权衡,初步建立起建筑效率理论框架,揭示抗战时期中国建筑的“效率转向”,并指出其当代意义——关注建筑效率的设计思维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无足轻重。

抗战时期大后方漫画运动特色综述研究

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的文艺救国运动,运动范围广,介入历史进程深,社会影响力大,是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篇章。文章对抗战大后方漫画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依据抗战时期的漫画设计文献理论对抗战漫画的设计主题与特色进行详细梳理与分析,以客观勾勒还原抗战漫画运动的整体面貌。

抗战时期大后方侨资银行差异性考察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相继成立了一批以华侨投资为主的侨资银行,这些银行的成立时间大多集中在1942-1944年间。虽同属国民政府构建的大后方金融网系统中的商业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成立宗旨却不尽相同,这也使得侨资银行的发展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纯粹的华侨资金银行”与“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侨资银行。文章主要从募股资金、职员选任、分支行设立等方面对侨资银行的差异性进行辨析,指出这种初创时期的差异是不同类型侨资银行长期经营发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

革命与生活:王琦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创作

王琦是一位拥有“延安”和“大后方”双重背景的特殊木刻家。从延安鲁艺美术系二期结业后,王琦虽然选择返回重庆工作,但仍深受鲁艺革命艺术思想影响。这促使他进入一个“后鲁艺”时期,并自觉开展革命美术工作和木刻创作。特别是在1940年以后,他进一步将木刻创作深植于重庆本土生活之中,创作出一批“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精品,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地位。

中共对抗战大后方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

抗战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大后方的认知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其政策演进既与抗战时期中共总体战略紧密相连,又呈现出其独特特点。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抗战时期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的历史追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西迁及其导致的大批人、财、物的聚集与流动,使重庆一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显示出川江航道作为中国抗战后方交通枢纽和门户的战略作用与地位。对伴随着三峡工程建设迅速淡出历史舞台的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状况进行整理与发掘,可以客观揭示抗战期间大后方精英云集、同仇敌忾、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记忆;分析川江绞滩行业保障抗战大后方航运畅通的历史贡献,有利于丰富抗战后方的历史文化研究。

管制与动员:抗战期间国共在大后方社团领域的博弈

抗战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后方各个领域中呈现出合作与斗争的二重面相,社团领域是双方复杂关系见证和形象塑造的重要场域。国民党基于强化社会管控的需要,在大后方实施社团统制,制定了绵密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社团的党团渗透,极力防制共产党发展。共产党则通过自己组建、间接推动、影响重要成员、掌控关键职位等方式,与大后方诸多社会团体建立了形式多样的联系。国共两党大后方社团领域的博弈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存异的复杂特征。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及国民政府的政策应对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价随着战事的推进而呈现阶段性上涨的趋势。在各个阶段,国民政府据其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复杂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这些措施收效甚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现状及趋向

政党形象塑造是指政党为在社会公众中树立符合自身需求的形象而采取的措施及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执政党形象塑造研究的重视,推动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的兴起。已有研究成果重视媒体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关注外国记者、士绅、理论创新等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影响;注重总结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现实启示。当前学界对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在地域上侧重于根据地,对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关注还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待提升;在使用材料上,第三方材料的使用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壮大的多维面相,管窥中国革命成功要诀,一定程度上也可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形象塑造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

"抗战大后方"(简称"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具有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完整性,突出国共两党政治差异性,强调西南尤其是四川的重要性等特点,包含了地域、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大后方对于中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抵御日军入侵的最后战略基地,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中共除抗日根据地之外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

大后方文学研究综述:现状、概念及边界

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简称。学界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文学史编纂、各体文学、文学组织、文学刊物、文学活动等方面。基于此,进一步拓展研究路径、开拓研究视野则是推进大后方文学研究出新拓深的重要方法。理清大后方文学的内涵,需要对大后方文学的时间和空间范畴进行界定。大后方文学应以1938年3月"文协"成立为时间起点,以1946年5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终刊为结束,其核心地域为重庆,而区域范围与边界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组织视野下抗战大后方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变迁及特点

组织发展是战时中共发展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共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托。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是战时中共仅次于抗日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区域,中共中央先后设立了长江局、南方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局等中央派出组织机构开展工作,其中南方局是中共大后方工作最主要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共大后方组织机构的设置呈现出前后相继、南北并存、以南为主的特点,为中共大后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经济开发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视域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沿海沿江各省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退居西南、西北一带,面对战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国民政府发挥政府职能,制定相应政策。以政府职能发挥为视角来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探讨其取得的成就及局限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形象在大后方的塑造及国共博弈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展示中共施政理念与实践的最佳样本,在建构中共政治形象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共力图通过报刊、图书介绍、赴边区考察等形式向大后方民众宣传边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把边区塑造为中国政治上最民主最先进的地区,从而构建一个既有先进理论指导,又具备善治能力的先进政党形象。这些措施扩大了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的影响,增进了大后方民众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对边区及中共的了解,有力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形象。

重庆大轰炸在蒋介石日记中的书写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华暴行的重要罪证之一,无论普罗大众还是战时领袖均深受其害。蒋介石作为重庆大轰炸的见证者、受害者、抗击者,在其日记中对此有着丰富而翔实的记载。在蒋介石笔下,重庆大轰炸是其直观感受最强烈的战争行为,蒋不断突破对战争的既有认知,又不时被民众的不屈精神所感动。蒋介石眼中的大轰炸不仅仅是一种战争行为,还夹杂着日军横暴、弱国无奈、空军不堪、人心动摇、大国压迫等多重意蕴。品读蒋介石日记有关重庆大轰炸的记载,我们可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也折服于中国民众悲壮的抗战精神;可感知因战时国家贫弱而不能有效保卫民众生命的无奈,更要倍加珍惜当下和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