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本的“海上帝国”建设与“文化共同体”构想

战前日本"海上帝国"的建设经历了77年。其中有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可被称为"海上帝国"时期,即日俄战后至1919年的第一期和1936至1945年的第二期。日本殖民者除了对占领地进行军政统治外,还虚构了以"亚洲门罗主义"、"东亚协同体"和"大东亚共荣圈"为口号的"文化共同体",以进行更有效的殖民统治。日本海军在这些口号的装点下,完成了"海主陆从"的夙愿,开启了疯狂抢占制海权的扩张活动,并将国家最终引向覆灭。本论涉及的"文化共同体",实际是"海上帝国"建设的文化策略。

西田哲学中的“东亚共荣圈”原理——兼与军部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比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田几多郎提出了面向世界的历史课题,即"世界性的世界形成主义"。西田的世界观是以东亚为视角、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观,其目的是将"八纮为宇"的"皇道精神"发挥于世界。在日本政府已经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亚洲战略之后,西田提出"东亚共荣圈"理念,试图从哲学的世界观、文化观角度解读并深化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西田的"东亚共荣圈"中包含浓厚的日本历史特殊性和日本民族优越论的倾向,与军部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殊途同归。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大东亚战争”时期日本殖民主义政策面面观——《艺文》第1卷第6号读解

1941年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翌年3月始,又举办一系列"满洲"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此间出版的《艺文》杂志第1卷第6号,鲜明地反映了该特殊时期"满洲"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面面观及殖民地民众的思绪。

鲁迅晚年与日本三大文人的交往史实考订

1935年5月至1936年2月期间,鲁迅在上海分别会见了三位日本文坛的显赫人物,若按会见时间顺序排列,他们是白桦派著名作家长与善郎、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诗人野口米次郎和新感觉派代表人物横光利一。鲁迅跟长与善郎和野口米次郎的两次会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虽然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牵涉这三次会见仍然有一些实质性问题没有答案。要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其实就一个,即希望搞清楚30年代鲁迅的日本观。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的研究文章尽管数量不少,但都没有得出一个立足于史实的结论。也许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对先行研究的一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的史实依据至少能够为勾勒30年代鲁迅日本观的真实轮廓提供支持。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研究

在1937-1945年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的较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以"共存共荣"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初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昙花一现。

殖民奴化教育的《建国精神》

伪满洲国反动、愚民的政治宣传教育小册子《建国精神》,是殖民奴化的教材,它极力宣扬“满洲国”是以日本国为中心国家和指导国家的“日满一体化”的国家,号召为全球实现以日本国为中心和指导国家的一个国家即日本的“建国精神”而努力奋斗。这些足见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颠倒是非。

货币秩序与日本殖民体系的扩展--“大东亚金融圈”的再审视

国际秩序的转型及管理涉及政治军事层面,也包含经济金融层面。实际上,历次全球秩序或地区秩序的变革,都紧紧围绕着经济金融上的大变动。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货币制度"。日本在推动其"满蒙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时,同样也伴随着一个日元侵略和"日元本位"的建立过程,日元秩序的构建在日本地缘战略的实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货币凭借其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制度性属性和结构性属性,营造了有利于霸权建立及霸权维持的外部环境。

天下体系与东亚合作模式的演变

东亚近现代历史中曾出现过两个区域合作体系:天下体系指导下的东亚朝贡体系和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正在出现第三个区域合作体系——东亚共同体。前两个体系对第三个体系起着截然相反的启示作用,文化天下,武遭摒弃。如何继承历史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晚宴的政治与“大东亚的黎明”——1938年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

1938年,佐藤春夫作为《文艺春秋》特派员的北京之行具有政治意味。佐藤一行与周作人、钱稻孙等留京知识分子的晚宴意在"催化"已有些微事伪倾向的"亲日派",却因周、钱等的"政治沉默"而感到"惨不尽欢";然而三四年后,佐藤与保田与重郎对北京的晚宴反复忆及,乃是投机时局、相机而变的"意义追加"。佐藤到卢沟桥踏访战迹,在桥畔所作的诗歌中,他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方面,并认为日本代表了东方未来的希望,"大东亚"前景壮丽。关于在北京见到的中国女性,佐藤或对留日新女性以"流氓腔"做低俗猥谈,或对幼娼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伪善",在战争语境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与良知。关于侵华时期日本作家的在华活动、中国题材创作乃至其战争责任,中国学者应"拒绝遗忘",且有必要做更为深入、扎实的考证与研究,而不应取张承志式的为加害国之尊者讳的学术立场。

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

关于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我国史学界目前还只有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着重考察了1868———1945年间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将其近百年的盛衰过程划分为:明治时代(1868—1911)的基本形成阶段、大正—昭和初年(1912—1930)的初步实施阶段、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的全面实施与崩溃阶段,并分别进行了史实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结合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与实质、政策实施的程序与手段以及政策目标的追求等方面,总结了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若干主要特征。

道义朝鲜与征兵制度——二战时期“尾高法哲学”的一个侧面

尾高朝雄是20世纪日本法哲学史上一位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随着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和民主主义法学的强固,曾经扮演了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并从法哲学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包装的尾高在二战时期任职朝鲜京城大学(现在的首尔大学)教授期间的著作,作为"尾高法哲学"的一个侧面,在当今的日本法哲学界,已经被打入历史冷宫而鲜有能够问津之人了。但法律实证主义何以会与纳粹、帝国主义等带来人类惨重悲剧的国家行为相关联、法哲学家本应有的独立思考和学术批判精神何以会丧失,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拷问之下,尾高和其他著名的使法哲学沦为政治的御用哲学、从而应当深刻反思和忏悔的学者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着特殊研究价值的学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