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城市异质性的视角

实施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是我国自下而上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地区产业低碳转型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系统评估了实施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总量和工业碳强度,且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和稳健性。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但施策过程中需防范污染产业转移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试点城市中呈现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绿色信贷、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促进地区碳减排。本文研究为我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实证参考。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

“宽带中国”试点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2 03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所有权、行业和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水平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以及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城市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以及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全面理解“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机理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解决新能源行业技术创新资金瓶颈问题。选取2012—2021年A股上市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7年作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可以缓解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3)在企业异质性分析方面,国有产权性质、社会责任意识较好、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绿色金融水平地区的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受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新能源企业制定技术创新策略和融资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绿色数字金融缓解财政压力了吗?——来自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2014—2021年285个城市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及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如何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视为“准自然实验”,描述绿色数字金融的内涵,利用双重差分法提取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数字金融的变化趋势,将其作为衡量绿色数字金融的标准,实证中国绿色金融宏观政策背景下微观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贡献程度、异质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绿色数字金融显著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绿色数字金融对不同资源禀赋、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财政分权程度的城市财政压力影响具有异质性;绿色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金融发展的补充效应、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绿色数字金融可以促进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建议总结和推广绿色数字金融发展经验并及时扩容试验区,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可优先从低行政级别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中选择资源型和强财政分权城市进行试验区扩容或推行绿色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并积极推动绿色财政数字化建设。

信用评价体系赋能科创企业融资发展研究——基于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践

科创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重研发、轻资产等特点,重资产抵押的传统信贷投放模式难以有效对接科创企业融资需求,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合肥市作为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突出金融供给侧精准发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创新研发了科创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研值分”。通过归集科创企业各类信用信息,建立符合科创企业特征的评分方法,为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信用画像、有效增信提供支持,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难题,促进科创企业融资。在科创企业信用评价实践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建议进一步优化核心数据指标归集、科创企业评价标准,创新应用场景拓展等,并加强应用推广。

绿色金融对煤炭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4—2020年省级煤炭产业链数据,探究绿色金融对煤炭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显示: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加强信息披露倒逼煤炭产业链上的企业增强其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了煤炭产业链整体韧性。比较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影响差异发现,绿色金融主要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了煤炭产业链下游韧性的提升,对中上游则由于成本遵循效应并没有实现预期的促进效果。鉴于此,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应融合创新激励机制,并紧密依据各产业链及节点行业的具体状况,实施差异化策略。

绿色金融改革、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绘制了今日中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底色,企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推动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协同推进企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绿色金融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论文根据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对企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企业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效果。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通过提升融资约束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小规模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以及位于东部的企业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论文为寻求符合生态经济平衡理论的绿色金融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是推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保双赢局面的根本途径。基于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BM-GML指数法测算各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和SCM合成控制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后均呈现增长趋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分试点地区考察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信用与绿色转型的交汇: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的施行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在经过严格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减少企业代理成本和增加政府环保补贴这两个途径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为评价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的实际效果提供了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减污降碳效应研究

减污降碳是开展绿色金融的重要目标。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减排效果。结果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但对氮氧化物的减排效果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减排,但是能通过降低能耗总量与优化用能结构实现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减排。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减污降碳效果在东部地区、环境治理力度弱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的地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本文为如何优化试验区试点政策效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路径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区分不同动机创新行为后发现,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促进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但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主要集中在非重污染行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就影响机制而言,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完善绿色项目评估体系、优化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节能效应研究

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开启绿色金融区域探索的典型实践,也是促进节能降耗、减污降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践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节能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推行有助于降低试验区的能源强度,并提升试验区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从而产生节能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来促进节能效应的产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有助于改善非资源型城市和中西部城市能源强度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从而产生节能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促进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推广、挖掘节能效应的驱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伴随低碳经济发展,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逐步成为企业缓解环境规制高压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5~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低碳试点政策对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该结论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由机制检验可知,低碳试点政策通过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因企制宜”出台扶持政策、强化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助益。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吗?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宏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地区融资规模的扩张对能源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本文为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作用以及促进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能否倒逼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试点地区及非污染行业相比,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污染行业内企业的绿色创新,这一效应主要来源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绿色发明专利的激励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既会增加试点地区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媒体报道形成的外部压力,也会促进其加大创新资金与人才投入产生内部激励,从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污染企业的短期借款和企业投资。这意味着,在有限资金约束下,污染企业调整资金配置方向,将原本用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方面的资金转移到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主要激发了竞争程度较低市场、成熟期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本文为“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提供新的证据,也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绿色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的影响机制

以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表现视角,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方法对结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加强企业ESG表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背景下,在导入期、成熟期、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提升更为显著。建议以智慧城市的推进为契机,帮助企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促进市场投资者更好地理解ESG和加快政府完善ESG体系的步伐。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政策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

为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发展成效是否具有推广价值,本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明显降低作用,且该作用具有持续效果。机制分析发现,试验区内的环保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商业信用融资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可以更显著地降低无融资需求、非国有性质、信息披露质量高和公司治理水平高的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试验区需要合理配置绿色金融资源,增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本文丰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广复制这一方式提供学理支撑。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驱动和空间溢出的视角

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工具设计的最大一块“试验田”,有效发挥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及区域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17—2022年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陆续设立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DID和空间DID模型,围绕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和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提升效应,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这一政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依托于地区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越大、金融服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该提升作用的实现。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试验区与非试验区间的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