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数字金融缓解财政压力了吗?——来自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2014—2021年285个城市数字金融普惠指数及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如何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视为“准自然实验”,描述绿色数字金融的内涵,利用双重差分法提取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数字金融的变化趋势,将其作为衡量绿色数字金融的标准,实证中国绿色金融宏观政策背景下微观数字金融发展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贡献程度、异质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绿色数字金融显著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绿色数字金融对不同资源禀赋、不同行政等级和不同财政分权程度的城市财政压力影响具有异质性;绿色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金融发展的补充效应、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绿色数字金融可以促进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建议总结和推广绿色数字金融发展经验并及时扩容试验区,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可优先从低行政级别财政压力较大的城市中选择资源型和强财政分权城市进行试验区扩容或推行绿色数字金融相关政策,并积极推动绿色财政数字化建设。

财政分权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明确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环境规制是财政分权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在低收入地区,财政分权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中高收入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深化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减污降碳效应研究

减污降碳是开展绿色金融的重要目标。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减排效果。结果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对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但对氮氧化物的减排效果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减排,但是能通过降低能耗总量与优化用能结构实现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减排。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减污降碳效果在东部地区、环境治理力度弱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的地区以及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本文为如何优化试验区试点政策效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路径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区分不同动机创新行为后发现,绿色金融试验区政策促进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但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主要集中在非重污染行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就影响机制而言,媒体关注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完善绿色项目评估体系、优化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节能效应研究

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开启绿色金融区域探索的典型实践,也是促进节能降耗、减污降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践为绿色金融政策的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节能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推行有助于降低试验区的能源强度,并提升试验区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从而产生节能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来促进节能效应的产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有助于改善非资源型城市和中西部城市能源强度和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从而产生节能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促进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推广、挖掘节能效应的驱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旅游制度创新能否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来自“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例证

研究将“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视为旅游制度创新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9年中国重点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旅游制度创新能否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政策对于各试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影响,表明旅游制度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②旅游制度创新对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和规模适用性特征,其更有利于北方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③旅游制度创新可以通过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旅游扶贫共建共享富民、创新旅游资源观念和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路径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据此,提出积极推动旅游制度创新、优化先行区创建单位的空间布局、积极发挥旅游制度创新政策的示范引领作用等举措,以更好地推动各地旅游蓬勃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支持实现其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科技支出较高与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驱动和空间溢出的视角

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工具设计的最大一块“试验田”,有效发挥出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及区域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17—2022年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陆续设立看作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DID和空间DID模型,围绕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和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所在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提升效应,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这一政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依托于地区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越大、金融服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该提升作用的实现。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试验区与非试验区间的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五省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碳目标”的号召下,绿色金融是引导节能减碳的重要市场金融工具,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清洁化生产的重要手段。本文对江西、新疆、贵州、广东、浙江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进行准自然实验,以沪深A股的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针对企业和省份层面的其他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强于其他企业;同时地区开放水平也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政府需要完善绿色金融改革体系;针对重污染行业制定对口指导方案;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发展策略研究——以七省十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经验为借鉴

雄安新区以“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为发展定位,将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这需要绿色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等方面发挥其应有功能。文章通过梳理七省十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绿色金融改革内容,分析其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等方面探索出的实践路径,提出雄安新区可在借鉴各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在环保、低碳、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推动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落地落实。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吗?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宏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机制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地区融资规模的扩张对能源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本文为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作用以及促进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

为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发展成效是否具有推广价值,本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明显降低作用,且该作用具有持续效果。机制分析发现,试验区内的环保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商业信用融资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可以更显著地降低无融资需求、非国有性质、信息披露质量高和公司治理水平高的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试验区需要合理配置绿色金融资源,增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本文丰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广复制这一方式提供学理支撑。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环境责任水平?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关键一步,为企业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支撑。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并利用多时点DID方法考察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企业责任履行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责任履行程度,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通过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集聚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多存在于东部地区、资产规模大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企业。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相协调的绿色金融措施,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消费发展——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合成控制法

绿色消费是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绿色金融政策有助于绿色创新,对推动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外生冲击,以2017年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5个省份为实验组,以未设立或较晚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其他25个省份为控制组,构建1998—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含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无论是在东部、中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均有助于绿色消费发展,但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绿色消费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绿色金融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绿色消费发展。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发展,各地应积极进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中部和西部地区要高度重视绿色金融政策的促进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和农牧户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着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4—2021年城市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非试验区城市,试验区政策的推行可以提升试验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且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试验区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试验区政策通过资本产出效应和绿色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更大化为指引,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扩容试验区和推广相关政策,可优先选择资源型城市和低级别城市进行扩容或推广相关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施行区域差异化引导政策。

绿色金融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地区环境约束力度,助力企业为缓解成本压力进而增加绿色创新的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随着企业特征差异的变化呈现出差异性,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其绿色转型发展。

点绿成金:企业绿色转型与主业业绩

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主业业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主业业绩具有显著驱动作用。企业绿色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外部信息披露水平、增强市场主体正面预期、提升环境制度认证水平来促进企业主业业绩提升。特别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作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能够对企业绿色转型发挥驱动作用,为企业主业业绩提升释放结构性动力。高污染、制造业企业应该以节能减排、绿色技术创新带动自身业绩提升;政府部门应增加企业绿色转型的制度供给,保持良好的绿色转型环境。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研究

为总结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模式,评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成效,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其对试验区内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微观机理。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会降低试验区内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且主要降低非重污染企业的债券信用利差,而对重污染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融资机制和信息机制检验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是因为缓解了试验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主要降低了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在交易所市场交易债券企业的信用利差;特别地,其导致大型重污染企业的信用利差也显著下降。鉴于此,绿色金融发展需进一步强化重污染企业金融约束、加强绿色金融资金用途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可得性、完善绿色投资激励机制。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探析——基于浙江省金融改革的思考

随着金融改革的日益推进,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成为当下金融改革的两大主要途径。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体系的构建。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省份和极具创新活力的代表,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金融改革现状,深入分析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高效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