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从多个维度测算了289个地级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显著高于资源型城市;(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在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基础上,为政府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新模式,能够通过驱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赋能绿色经济发展。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整体上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引入工具变量、Tobit回归、分阶段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途径间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的门槛效应;第三,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出东部最高、东北部次之、中部和西部最低的非均衡性特征。据此,从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挖掘数字要素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内地地区30个省份(不含西藏)2009-2020年的绿色增长水平,构建系统GMM模型,研究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作用不显著;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水平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环境保护类非生产性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作用不显著,生产性的绿色投资对绿色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对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要实行差异化措施,并协同推进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增长。

低碳城市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与包容性低碳增长

基于2012—2020年全国2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低碳城市建设对包容性低碳增长的影响,并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包容性低碳增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建设影响包容性低碳增长中具有中介作用,市场化水平在低碳城市建设与包容性低碳增长之间发挥了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低碳城市建设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均能对包容性低碳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低碳城市建设释放包容性低碳增长动能,以绿色技术创新筑牢绿色低碳增长基底,以市场化手段增强低碳城市建设成效等建议,以更好实现包容性低碳增长。

东三省经济绿色增长水平评价及动力因素研究

为全面了解当前东三省经济绿色增长的水平现状,识别主要动力影响因素,更好地实现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文章基于DPSR概念模型,结合熵权-Topsis方法构建经济绿色增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东三省33个地级市为例,采用2016年的截面数据,从宏观和DPSR各层面对东三省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予以评价和分析;然后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东三省经济绿色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研究表明:(1)东三省地级市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可以划分为成熟期、发展期和起步期,整体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偏低;(2)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城市的经济绿色增长空间分布特征不同;(3)动力因素研究方面,科技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对经济绿色增长产生正向显著的驱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绿色增长产生不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资源消耗对经济绿色增长产生负向驱动作用。

生态红线约束下国家级新区功能区规划及绿色增长能力研究

国家级新区是新时代下国家重大战略安排,是产城融合、多规合一等最新政策的先行试验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大任务。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既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巨大期许,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当前全国全面实施生态红线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国家级新区的功能区规划和绿色增长能力,能为后续国家级新区以及其他行政区域发展给予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国家级新区在功能区规划上必须执行生态环境规划先行的原则,在环境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产业规划、住宅规划等;国家级新区经济增长必须执行严格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配套相关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措施、严格的环境督查和环境处罚制度、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改革等,以实现绿色增长。

核桃青皮水提物对鸡生长性能及禽流感和新城疫免疫效果的影响

试验旨在研究核桃青皮水取物对云南本地土杂鸡生长性能和禽流感、新城疫抗体水平的影响。选取120只28日龄本地土杂鸡,随机分为4个组(对照组、试验1组、试验2组、试验3组,分别在饮水中添加0、1%、3%、5%核桃青皮水提物),每组30只(公母各半),1只为1个重复。生产性能测定结果表明:65日龄时,各试验组平均体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试验3组的明显高于其他试验组(P<0.05);试验3组平均日增重(ADG)为62.89 g,明显高于其他各组(P<0.05),料重比(F/G)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和其他试验组,分别降低了12.00%、13.39%、5.17%(P<0.05)。新城疫(ND)和禽流感(H7、H5)抗体水平的测定结果表明,免疫46 d后试验3组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其他试验各组(P<0.05)。免疫48 d后试验2和3组鸡禽流感(H7)抗体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和试验1组(P<0.05)。试验2和3组禽流感(H5)抗体水平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试验结果表明,核桃青皮水提物可提高云南本地土杂鸡的生长性能和新城疫、禽流感(H7)抗体水平,且其效果随着核桃青皮水提物饮水浓度的增加而提高,综合来看以5%核桃青皮水提物效果最好。

创新驱动我国省域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2003~2016年的绿色增长水平,并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驱动省际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知识创新对绿色增长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直接效应为2.35×10^(-5),间接效应为3.75×10^(-5);本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对本地绿色增长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1590,而周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对本地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制度创新对本地绿色增长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0733,而周边地区制度创新水平对本地绿色增长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1617;文化创新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影响并不显著.对此,建议注重区域绿色增长导向的知识生产、知识积累和知识溢出,以协同推进绿色发展为目标,重视发挥技术创新在驱动区域绿色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完善支撑省际绿色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绿色文化推广和普及的力度.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地区绿色发展

“层层加码”是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内在动力机制,并对提高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在以2006—2019年258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后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对地区绿色发展具有非线性的“倒U形”影响,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发展;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依赖型城市地方政府面临较高低碳绿色转型成本,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更倾向于“躺平”,进而滋生对地区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其结论为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现实依据。

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随着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绿色增长已成为了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战略的重要保障基地,其绿色增长能力的培育是实现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通过对绿色增长相关文献的分析,在对绿色增长能力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级新区的典型特征,从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个层面识别了影响绿色增长能力的重要要素,并基于此提出了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即以政府与市场为双重驱动,以企业为核心,通过激活企业的绿色转型意识,推动企业绿色增长的培育行为,进而促进国家级新区整体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

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解析

绿色增长是实现人地协调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区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以陕西省为例,在系统梳理绿色增长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绿色增长系统作用机制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7年城市绿色增长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波动上升变化过程。(2)空间分布上,城市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空间演化上,地区内差异略呈下降趋势,而地区间差异上升趋势明显。(3)区域生态环境(X_(3))、生活质量环境(X_(4))和政策支持环境(X_(5))是制约陕西省绿色增长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且不同准则层在城市间的障碍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4)全省层面上,对城市绿色增长水平阻碍作用最大的5个因子依次是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X_(43)、单位GDP能耗下降率X_(31)、科研和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X_(5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_(49)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_(42);在城市层面上,X_(54)的阻碍作用最强,其次是X_(43)、X_(31)、每万人拥有公交车和出租车辆数X_(48)以及人均GDP X_(21)。(5)外部环境驱动方面,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两个要素对陕西绿色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贸易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据此,从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体系、完善绿色增长相关政策制度、优化外部环境条件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与城市绿色发展

以中国2003—2017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基础,对当年经济增长目标与过去实际经济增长均值之差进行归一化,构造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指数,分析其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压力指数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导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其传导机制在于: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力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资、资本存量、就业人数等增加,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下降,污染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上升、环境治理水平下降,进而抑制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选择适度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城市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