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的前夜——康德“十年沉寂”考

康德在1770至1781年“十年沉寂”期间,除了发表3篇小文章之外没有任何重要作品问世,原因是此时的他正在筹划、写作《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没有大的争议。不过,对于他何以要在这一时段写作第一批判,以及如何写作第一批判的问题,后世学者鲜有论及。虽然亦有康德传记作家翔实记录过他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生活琐事,但对其哲学义理与理论演化的分辨梳理并不多见。然而,这一时段的积淀对康德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借助对康德在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思想札记等材料的考证,人们不难发现:他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以及宗教学说等方面的思考,不仅直接塑造了第一批判的理论架构和基本内容,还间接影响到了批判哲学时期的诸多作品。

牟宗三对儒家无神论的判定

20世纪思想界对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反思中,牟宗三基于无神论立场,通过对“神为何物”“神在何方”“神归何处”三个问题的回答,表明儒家不同于西方有神论宗教,而是一种成德之教。分别而言,对于“神为何物”,儒家并未发展人格神观念,而是以“神”描述道德理性的作用;对于“神在何方”,儒家只借用神性形容道德创造活动的庄严感与敬畏感、无限性与超越性,表现在成圣成贤的功夫与境界上,以及道德理性实现自身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历史文化的生成中;对于“神归何处”,在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中,万物存在的价值与道德实践的圆满,无需人格神担保。牟宗三在沟通儒家与现代社会时,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始终坚持无神论。

新儒学熊氏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探赜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对其三位高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影响甚深,这体现在脾气秉性、学问兴趣、思想路线等方面。熊氏学派是心学思想的接续者,他们对阳明心学均有研究,受其影响。在熊氏学派中,熊、唐、牟都意在重建道德形上学,而徐氏的立场则是消解形上学,让哲学与文化回归现实生活实际。这预示着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分化与不断发展。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现代效应与意义理解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性问题。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形而上学的重建“唤回了哲学的自信”,在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行得通”的思想桥梁,尤其是其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思考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中产生了深远的方向性与话语方式影响。随着康德对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认知性的独断论思考的终结,形而上学转向了非知识性的纯粹理性原则、道德原理的普遍意义思考,这种思考基于否定性的、先验性的方法,不再诉求于体系化的、证明性的科学知识理解,而是“消极性地”呈现出非体系性、非理性化的和隐秘性的新认识、新发展。传统形而上学受到了批判,但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例,形而上学没有终结,正是在通过康德延展至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古老的形而上学开辟出了不同的思想道路,展现出了当代新发展的意义理解空间与未来可能。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Kant's Argument for Freedom in the Groundwork:A Response to Ameriks's Critique

In this paper,I intend to reconstruct Kant's argument for freedom in the Groundwork in light of Ameriks's challenge.Ameriks worries that the freedom justified in the Groundwork is merely phenomenological(Ameriks,2003:233).To defend Kant's argument against Ameriks's critique,I first specify phenomenological freedom into three kinds:(1)freedom is merely an illusion;(2)“free”actions are“internally”determined by sensible impulses;(3)freedom is necessitated by reason.I then argue that Kant successfully exclud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econd kind of phenomenological freedom and proves that the third kind does not undermine the concept of freedom.As for the first kind,I suggest that Kant cannot fully repudiate it.However,Kant offers enough reason to convince us of the opposite,viz.,reason has actual causal efficacy,can be rationally(coherently)presupposed.

论康德的道德冲突

为了维护法则、义务等概念的绝对必然性,康德把我们日常所说的义务冲突的现象解释为道德的冲突。道德冲突的实质是责任的根据之间的冲突,与目前学界的解释不同,责任的根据可以被解释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的内在的自由法权、物品法权、人身法权,以及在德性义务中的我们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和人的目的,这些责任根据一方面具有规范性,另外一方面描述了人的现实生活的必要条件。康德以某种严格的词典式的顺序展示这些责任的根据之间的优先性,给解决道德冲突提供了普遍性的标准。虽然这种解决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诸多争议,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实践哲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的日常生活。

西方哲学史上人格同一性的三种形态

人格同一性主要是指自我意识的同一性而不是机体的同一性,它与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自我”、“个体”、“灵魂”、“精神”等密切相关。人格同一性概念内在的含藏着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实体人格同一性、现象学的逻辑人格同一性和自由意志的道德人格同一性。

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

家庭道德教育是在形上依据指导下的合目的行为。数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始终以孝慈精神为形上依据。孝慈精神是中华先民从生老病死之人类学事实出发,基于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与功利算计,从孝爱与慈爱之人类情感中转化而来的价值自觉意识。孝慈精神作为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形上依据,具有如下合理性:一是拥有可靠的形成基础;二是适应传统的社会结构;三是蕴涵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四是关涉现实与超越的统一;五是其外化所形成之道德规范切实有效。孝慈精神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及其功能的有效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康德道德哲学详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即通俗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和评价,认为东西方在道德领域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道德观念。

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对张宝明的质疑与反质疑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固然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 ,但更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在的偏见 ,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 ,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我们不能无视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的危害 ,因为它缺失了新道德形上建构的维度 ,在根本上阻碍了人文理性与审美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 ,道德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丧失了对中国启蒙史的诊断能力 ,它与实用主义过分膨胀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具有“同谋”的意味 ,甚至会使它打着人文精神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大象无形·意在笔先——中国风景园林美学的哲学精神

中国哲学为传统风景园林提供了泛文化基础,两者在意象上是异质同构、合而为一的,谓之同象。在西方知识论的语境下,中国传统园林难以解读,但回到中国传统形而上的"道"上去释义,传统园林却是可读的,谓之同意。当前,对中国风景园林在精神性、本土性上的反思使传统哲学的园林重返成为必需,通过对"大象无形"与"意在笔先"的探索,希望能够回溯中国传统风景园林的哲学基础和由形入神的建构方式,从而可为当代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提供本土的、原生的和在地的思考。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 ,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 ,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 ,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 ,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 ,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 ,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 ,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 ,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 ,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论当代道德建构及其儒家形而上的基础地位——儒家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行为文明的启发

中国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使如何重建道德基础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当代道德重建及其形而上的困境,重构了儒家形而上之"道",指出了它所包含的神性与理性以及它所塑造的现代人格精神。由此得出儒家形而上是当代道德建构的文化基础的结论。

信仰:内在形而上学的实践能力——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根基性问题

形而上学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根据形而上学对象——"绝对"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来说是"超越"的还是"内在"的,形而上学应该被区分为"外在形而上学"和"内在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确立的是外在形而上学,而《实践理性批判》确立的则是内在形而上学。作为内在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其实践活动最终落实在"信仰"上面。信仰作为人类满足内在形而上学要求的活动,是通过信仰的实践来完成的,它不必把"信仰"变成"知识"的理论活动来完成关于"绝对"的思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最高意义仅仅在实践理性之中,而不在理论理性之中。

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Ⅰ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第一章中列出了三条道德理性知识的原理:(1)你行动的准则要出于义务而不仅仅符合义务;(2)出于义务的行动的道德价值只在于它的准则的普遍性形式,而不在于任何质料;(3)义务就是由敬重法则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这三条原理正是要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中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而为向下一章即道德形而上学的提升打下一个基础。这三条原理其实已经暗示着道德形而上学的至上原理即定言命令的内在结构了,这就是在义务概念中所包含的主观准则、客观法则和由敬重而实现出来的主客统一的必然性三个环节,它们后来扩展为定言命令的三个变形的公式。当然,这三个环节的真正意义单凭形式逻辑的分析和停留于词句的表层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深入到康德思想的深处才有可能真切地把握到。

古希腊“技术”神话的形而上学意蕴

古希腊神话是旺盛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想象力的产物,其中所讲的技术是当时现实机会技艺和幻想的非现实技术的混合物。有关技术的神话蕴含了希腊悲剧形式下的技术形而上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技术对于人类产生以及生存的本原意义。技术与人、神共在,技术性生存是神赋予人的本性;神人同性,恰是在自然力面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证;然而"技术"本身又是具有原始性缺陷的存在,为此,神(话)对于人类拥有技术表示担心,而道德则借助被赋予了神性的自然力成为规范人性和约束人的行为的内在尺度。

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互参

文章考察了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批评 ,并从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立场对此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作者认为牟氏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做了不适当的存在主义的诠释 ,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与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根本差别在于两人对主体理解的差异 ,前者要彰现的是一无限的主体 。

康德伦理学与当代社会

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