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中国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文章采用旅游增加值剥离测算法估算2000～2008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单位的旅游产业增加值,并测量旅游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幅度,旨在分析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结论有三:第一,我国旅游产业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速成长,波动较大且存在地区差异;第二,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以旅游产业作为先导产业的省份中,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显著;第三,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产业对GDP贡献率主要集中在3%～8%,而拉动系数则保持在0.5至1.5个百分点之间。

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改革对制造业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税制改革特别是增值税改革仍滞后于制造强国建设步伐,造成制造业税负偏重,成为制造业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阻力。通过深入剖析增值税抵免链条原理,设置增值税税率并档情景模拟,针对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的四种情景进行模拟测算后发现,将13%调为10%、9%并到6%,设置10%、6%两档税率的减税效果较好。应增加行业税收抵扣配套措施,确保各行业税负只降不增;要加强主体税种征管力度,稳定财政收入。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偏低原因探析——以上海、江苏和浙江比较为例

2010年上海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位居中国前列,但是其增加值率排名中国最低。针对这一现象,本文以江苏和浙江为比较对象,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出口方式和R&D投入强度多个维度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这一指标本身的局限性,对上海如何提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提出了有效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

增加值率是从宏观上度量一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益和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中国的增加值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中国的增加值率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差距所致,也是由于产业增加值率的差距所致。200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工业变重,服务业变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变得更差。我们分析了产业结构、产业增加值率变动对总体增加值率的影响,认为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增加值率,把我国的增加值率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可能的。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及中美两国比较

在SNA核算体系中,金融业是主要的机构部门。如何及时、准确地核算金融业各行业的增加值,度量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新形势下分析和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改善金融结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个方面。直接贡献体现在金融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间接贡献是指金融业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增加的价值。本文根据近年来金融业各行业利润表和损益表等详实数据,分别核算了近年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增加值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中美两国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

关于工业增加值率指标的探讨和分析

文章认为 ,地区工业增加值率的高低往往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部门结构 ,二是专业化分工。因而在采用该指标衡量宏观经济效益时 ,可能会与实际情况相悖 ,影响经济效益评价的科学性。因此 ,用工业增加值率作为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适用于专业化分工程度接近的同一行业、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分工的全球化使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在国内技术进步快于国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从而驱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产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基于投入产出思想设计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0—2014年),出口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对中等技术行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依次减小,对混合贸易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但本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其他行业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加快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为突破口推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升,以企业间的融通创新为纽带促进全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升级,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提高技术进步质量和速度,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盈利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公司品牌价值变动的股价效应研究

以2011—2016年的年度"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日作为事件发生日,使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品牌价值与排名信息公告的股价效应,并进一步分别探讨品牌价值变动、品牌排名变动和公司股价累计超额报酬率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环境下,品牌价值与排名信息在证券市场上具有信息含量,能够引起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且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其对企业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降低;而随着行业增长率的提升,其对企业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好地运用和实施品牌战略提供经验证据,也为投资者的有效决策提供参考。

企业成长与盈利能力: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投资分析时,通常将企业业绩、股东的财富创造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增长率相联系。这些联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报酬契约的设计,会对管理者在资产组合决策上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方法,分析企业成长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成长保证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随着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上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显著改善,但净利润增长率高并不见得盈利能力也高;在统计意义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并不一定是改善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持续走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21世纪以来,广东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特征不明显,增加值率持续走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兄弟省市,而且还低于传统制造业。为探究其原因,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模型,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变动是收益递减规律、上行因素与下行因素综合角力的结果,并分析影响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持续走低的八大因素,提出关于提高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若干建议。

美日韩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变化特点研究及启示

增加值是反映高新技术产业"高产出"的重要指标,而增加值率作为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率,其大与小意味着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质量的优与劣。通过分析美国、日本、韩国三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变化特点,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作用因素,发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下降是客观规律使然,产业结构和产业创新能力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但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可提升增加值率,经济危机则相反。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启示与建议,为我国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存在无就业增长吗?——来自工业两位数行业的证据

通过采用陈诗一[1]估算的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数据和World Bank[2]提出的就业创造和增长分解工具,本文对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内是否存在无就业增长的问题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分解分析对可能的原因进行了探索。结论显示:(1)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总体上存在无就业增长的情形,但结构上具有行业差异。(2)劳均产出变化解释了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增加值80.94%的总体增长率,是劳均产业增加值的变动的决定性因素。(3)劳动者供给数量变动和跨部门配置对劳均产出增长分别具有11.05%和7.79%的解释力,但就业岗位在此过程中却逆向减少9.74%。提升劳动者技术能力,继续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以及减少劳动力配置的制度障碍,是有效平衡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劳动就业岗位创造的可行路径。

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对中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相较于中国经济已取得的成就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仍显滞后,呈现出低增加值率的非典型特征。对OECD17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显示,影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最显著的正面因素是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负面因素是高技术产业的R&D广度。而中国R&D强度远低于OECD国家,是中国高技术产业低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提高R&D强度,政府还需通过政策的指导作用,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起,提高R&D投入的增加值效应。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增加值率的研究进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中国开始把经济增长的重点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而增加值率作为除全要素生产率之外的又一综合性指标对评价经济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国内研究进行分析,并按其特征分为四个研究角度:增加值率能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增加值率偏低和下降原因、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增加值率的研究方法,从而较全面地呈现了增加值率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总结缺点和不足,展望后续研究方向,为推进中国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

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增加值率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基础上,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检验,并对抑制中国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增加值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并不稳定;在引入外资影响和研发水平因素后,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垂直专业化水平并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与优惠条件,垄断并限制高端产品技术与专利权,挤出中国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迟滞,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

对建筑业“营改增”若干关键问题的研究

随着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的临近,税改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营业税和增值税税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影响建筑业税负的因素除税率外,还包括进项税率以及可抵扣成本占不含税销售额的比例,进而提出影响建筑业税改的三个关键问题:人工成本、商混及地材、甲供材料。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2001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增值率不高是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笔者用2001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能力、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的重要因素,提高研发能力可以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高,加工贸易增值率越高;资本深化程度、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影响不显著,对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增值率有显著负效应.

广东工业增长的弹性测算

广东作为全国工业大省,其工业的增长关系到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能否实现。尽管广东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的绝对量可能增大,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如果相对慢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那么整体的工业增加值率会下降。运用双对数模型以及自回归模型修正研究,可以测算出广东工业增加值率对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率对工业总产值以及工业增加值对工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并显示广东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率存在反向变化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广东工业的增长偏离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工业转型升级的目标体系。

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悖论及其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并提升附加值创造能力,但实践中却存在着扩大服务业开放未能有效破解制造业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从而出口附加值创造能力提升受制的悖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扩大服务业开放后,国外服务要素作为中间投入直接进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与反向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间接效应",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相反作用。进一步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上述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和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新阶段,依托扩大服务业开放的促进作用不能简单因袭"拿来主义"路径,更要注重开放的竞争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等有助于拉动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其实际影响可能具有的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