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探寻宝树园中一叶——从书信和日记看顾颉刚与图书馆的互动

文章以顾颉刚35岁前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追溯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根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图书馆的互动。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植根于古籍积淀和历史研究的土壤,也受到当时图书馆改革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顾颉刚分别作为一位学生、图书馆员和学者,在使用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和改造图书馆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己对图书馆的理解,并为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实现与图书馆的互动和“相互成就”。这种认识和实践与他的其他学术事业交融在一起,如同一片盘根错节的密林,共同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方式。作为学者与图书馆互动的一个个案,文章展现出民国学者与图书馆事业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顾颉刚与民间文学及其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诗经》渊源的崭新阐释。此外,他又对一系列民间文学进行了挖掘与整理,此中对孟姜女故事与《山歌》《吴歌》等歌谣选本的发现及出版,乃一宏大的拓荒工作。以上材料,既充实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内涵,亦为白话文学理念找到了坚实的依据,并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作出具体论证。顾颉刚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上的角色及贡献,实有重估的必要。

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四种及其关系研究

顾颉刚先生的《浪口村随笔》有四种,即1939年在昆明浪口村做的读书笔记稿本、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刊发的读书札记、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出版的油印本以及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编》。其中,1939年稿本是其他三种的基础,1949年油印本脱胎于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所刊的读书札记,而1963年中华书局版《史林杂识初编》则是从1949年油印本中选出来的经典。这四种《浪口村随笔》各有特色,虽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别,但实际上联系密切。其中不变的是民族考古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改变的是越加精益的文字和更加成熟的观点。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 ,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 ,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 ,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通过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可以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三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讨论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

禹铸九鼎传说谫论

《逸周书.度邑篇》有"九鼎"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周初便有九鼎的流传。考古发现证明夏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禹铸九鼎"传说是对这一时代的反映,古史辨派对这一传说所持的"近于神话"的态度不可取。九鼎所刻图案可能是螭龙一类的动物,夏民族尚九,从古文字字形分析,"九"当是"虯龙"形,这些可能都源于夏民族的龙蛇崇拜。《逸周书》中有两条关于商周之际九鼎变迁的资料,具有可信性。

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文章从资金筹措、人才选用、藏书捐赠几个方面介绍了胡适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历史中贡献较大的一位名人学者。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与实践

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顾颉刚一直关注图书馆事业,形成了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他倡导"各科分立"布局馆藏,主张教授、学生共同参与图书馆建设;广泛收集四库以外其他类型的文献,主张五种目录配合为用,从不同侧面揭示馆藏;强调工具书的学术意义,致力于前人疑古文献和经史要籍的整理,给后人留下大量可资信据的图书资料。

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

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初，不免材料不足并有先天局限，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其对中国上古史之重建的作用日益显现。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旧古史系统进行了摧毁性的批判，傅斯年、李济等人继之而起，开辟了重建之路。傅斯年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体制保证并指明方向，李济则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系统的方案。然而，李济等人限于当时条件，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理想，而中国大陆考古学者们则做出了切实的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田野考古学取得极大的成就，苏秉琦等学者据此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国上古史重建已进入切实展开的时期。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

1925年,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蒙古车王府旧藏大宗戏曲小说时,顺带购买了数千种车王府旧藏抄本曲本。次年顾颉刚为之分类并编制目录。抗战时,孔德学校所藏曲本移交北京大学,但并未全部交出。1952年,孔德藏书归首都图书馆。这些抄本曲本大受关注,而马廉最初所购源出车王府的"大宗小说戏曲",则知者甚少,其中可确认者至少有60余种弹词。或谓这批曲本为"未刻的稿本",大误。以300种原抄本子弟书为例,实来自百本张、百本刚等书坊,分数批购入。今学界多认同车王为车登巴咱尔之说,但对其世系则不详。今考得其族出外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主要世系为策棱、成衮扎布、拉旺多尔济、巴颜济尔噶勒、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车登巴咱尔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卒于咸丰二年(1852)。长于京师,兼擅满、汉语,能汉诗,善绘画。娶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之女,岳母顾太清为著名词人、小说家及戏曲家。车王之趣尚当受岳家影响。今知曲本最晚时间可考者为光绪十四年(1888),而全部曲本实经数代人之手汇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