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探寻宝树园中一叶——从书信和日记看顾颉刚与图书馆的互动

文章以顾颉刚35岁前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追溯其图书馆学思想的根源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图书馆的互动。顾颉刚的图书馆学思想植根于古籍积淀和历史研究的土壤,也受到当时图书馆改革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顾颉刚分别作为一位学生、图书馆员和学者,在使用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和改造图书馆的过程中,不断塑造自己对图书馆的理解,并为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实现与图书馆的互动和“相互成就”。这种认识和实践与他的其他学术事业交融在一起,如同一片盘根错节的密林,共同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方式。作为学者与图书馆互动的一个个案,文章展现出民国学者与图书馆事业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画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动移上意的贵妃。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抛离爱恨夹杂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层层陷阱,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享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也脱离唐明皇的专利属性。其故冢和传闻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支撑了贵妃落户海外的“野野史”。悖谬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马嵬已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由此观之,文化就是在时空连续体中不同心性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交融和辩证,抽象与具象的互生互促。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顾颉刚与民间文学及其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诗经》渊源的崭新阐释。此外,他又对一系列民间文学进行了挖掘与整理,此中对孟姜女故事与《山歌》《吴歌》等歌谣选本的发现及出版,乃一宏大的拓荒工作。以上材料,既充实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内涵,亦为白话文学理念找到了坚实的依据,并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作出具体论证。顾颉刚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上的角色及贡献,实有重估的必要。

从后现代史学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顾颉刚在1923年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观点后,在史学界引起两次批判,这两次批判多将顾颉刚视为是“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顾颉刚层累说与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观点在理论上有相似性,所以层累说所受到传统史学家的质疑,也常与后现代史学遭受的批判有相同之处。虽然顾颉刚有许多与后现代史学相近的看法,但他相信各个时代所建构的历史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意识”,由此可以建立一种“近真”的历史,从而也比后现代史学更能维护史学研究的尊严。从当代史学史的发展而言,顾颉刚的观点早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这不但表现了中国史学见解的自主性,也更早地将中国史学带入了当代的研究趋势之中。因此,层累说可说是让中国的史学界比西方更早接受了后现代史观的冲击,也让传统的史学家借之反思而可顺接后现代史观所引发的启示。

打孔家店与“思想界底医生”——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述评

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的孔子研究摒弃骂来骂去的浮浅之论,梳理辨析事实,挖掘思想的根脉。顾颉刚打破汉儒对孔子所做的各种附会,着力戳穿汉儒道统说,其打破奴隶思维,解放理性,灌注科学精神的行为,本身就是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从大的方面讲,顾颉刚打倒了消极的传统,建立了积极而富有时代特质的学问路径。顾颉刚可称之为“思想界底医生”。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四种及其关系研究

顾颉刚先生的《浪口村随笔》有四种,即1939年在昆明浪口村做的读书笔记稿本、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刊发的读书札记、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出版的油印本以及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编》。其中,1939年稿本是其他三种的基础,1949年油印本脱胎于1940-1941年《责善半月刊》所刊的读书札记,而1963年中华书局版《史林杂识初编》则是从1949年油印本中选出来的经典。这四种《浪口村随笔》各有特色,虽在内容上有很大差别,但实际上联系密切。其中不变的是民族考古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改变的是越加精益的文字和更加成熟的观点。

疑古与释古 --“历史层累说”与“历史创生论”的反与合

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历史层累说”,认为经书所载的古史混杂了神话和传说,以及历代诸生对史料有意的作伪,造成“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等问题。因此,需要将这些伪史辨别并清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在沃格林看来,“用传说将天下的历史回溯至其宇宙创生起源”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创生论”,他以符号和秩序的概念进行阐释:神话是人类对其生存过程的符号化表达,秩序是神、人、世界和社会共同组成的结构,以及人与这种结构保持协调关系的生存状态。正是因为人类的符号化表达不断分化和对秩序经验知识的提升,才建构起历史,不能简单地以“作伪”待之。因此,将沃格林的“释史”和顾颉刚的“疑史”相比较,对于当下重新审视民族神话与历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中的关键作用

傅斯年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最重要的角色。不但顾颉刚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受其规劝而作,而且在费孝通写信反驳后,顾先生分两次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一为按傅先生的意见重作并修改,一为根据傅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对讨论的进程和结果起了关键作用。因此,顾先生虽然冲锋在前,但是体现的主要是幕后的傅斯年之意图。这次讨论反映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借鉴与创新的普遍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揭示其历史与文化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顾颉刚及其“疑古史学”再释——试从父子情感的角度分析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民族未老与图强之法——顾颉刚与民族“输血论”

顾颉刚提出了民族“输血论”观点,肯定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并将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少数民族身上。“输血论”是顾颉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渊源之一,对其“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其论证过程、理论基础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他首次全面评价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脉络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顾颉刚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

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主任后,一方面为充实历史组的学科建设而广泛聘请人才,申请中英庚款资助并开展学术调查,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推进北平志的编纂,从各专史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入手为中国通史撰述作准备,为史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突破了其地方史学研究的局限,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

顾颉刚与周春元的交谊及学术传承

顾颉刚在我国20世纪历史学领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身为顾氏众多弟子一员的周春元亦在西南地方史、史学史、方志学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史学贡献。两者的交谊发端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密切交往于文史杂志社,在此期间周春元直接受教于顾氏,并且在顾氏的奖掖提携之下,逐渐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文史杂志社分离后,顾氏的学术思想与治史方法深刻影响了周春元的学术发展轨迹。总体而言,两者的研究领域虽然重叠较少,但实际上仍存在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分野——基于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人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尚未达成真正一致的理解。在中国人类学史上,1928年史禄国主持的云南调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和历史事件。当下之学界对史禄国的认识尚模糊,对其“云南调查事件”的判断亦属苛刻有余、难称公允,且没有根据史禄国本人研究脉络和当时国内对于人类学学科的认识来加以“理解式的同情”。其背后反映了学人之间学术纷争以及学科理解上的分野,由此也可一探当时人类学范式的多重叠加。对于史禄国在滇之成绩的不同评价,体现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和其他学人对于人类学的不同理解:傅斯年重在人类学,而顾颉刚偏重民俗学;在评价标准上,傅斯年是明白体质测量的意义的,而顾颉刚等依然坚持文字式的研究报告。史禄国、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百余年历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范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极佳窗口。

“多元”与“一体”的辐合: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的著名论断,蕴含着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辐合关系。在费孝通提出这一理论之前,顾颉刚就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做过系统论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与他当年跟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密不可分。总体来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不可分割、紧密团结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多元”是中华民族的特有属性,“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多元”与“一体”的深度辐合。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借鉴和学习顾颉刚有关中华民族的思考,不断完善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顾颉刚与“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构

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近代中国,“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堪称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受时代的影响,忧心民族前途的顾颉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建立了“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的民族理论。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讲,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民族理论,受到了梁启超、杨度、李大钊、孙伏园等相关论述的影响。但是,这一理论并非前人论述的简单延续,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而且具有指导现实的品格。可以说,顾颉刚“中华民族尚在少壮”理论的建立,不仅增进了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还完善了关于中华民族现状的民族理论。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 ,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 ,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 ,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通过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可以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三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讨论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影响

《禹贡》半月刊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刊自觉拓展史学研究新领域,刊登了大量关于人口、民族、地理、宗教、交通等方面的论文,为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宗教学、人口史等史学新兴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该刊力主扩大史料范围,倡导合作研究,重视平等讨论,创造出思想上活跃开放、学术上自由争鸣的良好氛围。该刊还特别重视译介西学成果和资料,为中国学术界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开辟了一个窗口,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鉴外国研究方法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