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顾颉刚与《禹贡半月刊》

在中国史学界,顾颉刚等一批现代史学精英在抗战时期成立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等学术刊物,最先倡导系统研究边疆民族史、民族地理学,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史界革命”中史家的因应——顾颉刚与董作宾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与董作宾都是著名史学家。顾、董交往持续三十多年,两人学术思想关联甚深。董氏步入史坛之初,与顾氏在"民史建设"领域多有合作。1928年后,董氏与傅斯年埙箎相应,治学渐入运用考古资料重建古史方向,与顾氏产生分歧,进而分道扬镳。20世纪初叶,正值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折关头。顾氏与董氏先笃后疏的关系以及治学理念的互动,反映了时代学术风气的变迁、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替对学人治学取径的深层影响。

徐邦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谈起

徐邦达的学术成就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界在五四反封建思想和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顾颉刚、胡适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充分利用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甄别出大量的伪书、伪史,动摇了有两千年传统的种种圣贤崇拜,廓清了上古史中杜撰附会的层层迷雾,为历史学科许多分支的辨伪工作打通了学术道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艺术史也面临着甄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问题,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先生为代表的"鉴定学派",他们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并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中国古代书画展开了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的鉴定,还原了古代书画的作者和可靠年代。笔者通过对比大量的文献实例,证实了徐邦达的研究成果较大地影响着近三十年来的艺术史教科书。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档案学理论和实践述评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以下称语史所)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早且较典型的学术机构。以顾颉刚为首的语史所同仁,在1920年代积极倡导搜集地方政府民间档案,体现出明确的"民史"意识特色,丰富了我国档案学理论,推动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