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

《春秋穀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

《春秋穀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现存诸书所引许慎《五经异义》称《春秋穀梁传》无一以"今"字冠于其上者。可证在东汉许慎、郑玄所见之《春秋穀梁传》为古文文本或源于古文文本的今文本。也就是说,在东汉存在古文书写的《春秋穀梁传》文本或源于古文文本的今文本。该文本的来历现已无从考证,但东汉存在古文书写的《春秋穀梁传》文本或源于古文文本的今文本,作为一条旁证可以证明在先秦时期《春秋穀梁传》很可能已有古文书写的文本,否则,东汉存在的古文书写的《春秋穀梁传》文本或源于古文文本的今文本从何而来?在没有汉代作伪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东汉存在的古文书写的《春秋穀梁传》文本或源于古文文本的今文本,只能是源于先秦的古文文本。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通过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可以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三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讨论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

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反对士大夫对佛老、玄学、心学甚至理学的理论喜好和士大夫处世的自由言行。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今天,思考两者的差异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春秋穀梁传》的军事思想

《春秋穀梁传》主张为政以德,军事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对政治的补充。《春秋穀梁传》主张会盟,互不侵犯。各种军事手段有高下的层次之分。国君要兴正义之师,要控制军队的调动大权,反对大夫专兵。反对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征圣经而诘众传:论范宁《穀梁》学

晋代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以"征圣经而诘众传"为核心学术理念,从历史发展的维度阐释《春秋》"圣作训,纪成败"之义理;以历史还原的眼光,评价"三传"存在"伤教害义,不可强通"之失。范宁不仅建构了"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经典诠释原则,开创了"商略名例,敷陈疑滞"的解经体例,而且通过阐释经典的笔法与体例深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探求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宗旨,凸显其诛伐乱臣贼子、为后王立法的经学意义。尤其是推崇"德义"的价值观、"德政"的政治观及以天子为核心建构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明确主张,又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经学阐释中彰显出范宁的社会政治理想。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的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是《春秋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考论

《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八十余种,颇为繁富,其中原书大部分已失传,赖《春秋谷梁传注疏》保存一二,故其保存文献之功极大。《春秋谷梁传注疏》引书也极有特点,如三礼方面的书籍所占比例大、所引书名篇名不一、会通《春秋》三传、所引材料与现存文献的差异以及包容唯心主义色彩较浓的纬书等。这些需要辩证的分析和研究。

论《春秋穀梁传》的论说艺术

《春秋穀梁传》十分重视艺术形象在论说文中的地位。《春秋穀梁传》在论说过程中伴随着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增强《春秋穀梁传》的观点的合理性。《春秋穀梁传》的问答式结构要求逐次回答问题,这就产生了层层推进的论证效果,使文章有逻辑性和力量。《春秋穀梁传》融说明于论说之中。

论《春秋穀梁传》的伦理思想

《春秋梁传》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三纲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可以说在《春秋梁传》对妇女的道德要求中,"三从四德"已完全包括在内。《春秋梁传》讲究"忠"和"孝",并且讲究到极致,讲究重义轻利。

马融虚诬李固考辨

《太平御览》所引《李固外传》记载表明,李固遭黄门常侍飞章诬奏,其死与马融无关。任武都太守和南郡太守之间,马融曾任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李固于质帝本初元年(146)闰六月被免去太尉之职。《后汉书·吴祐传》称"诬奏太尉李固",表明马融替梁冀诬奏太尉李固当在冲帝永憙元年(145)。马融颇具文名,且时任梁冀从事中郎,梁冀诬奏李固的"飞章"出于其手不足为怪,故《后汉书·李固传》所载"飞章"当出于马融之手。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春秋榖梁传》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春秋榖梁传》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的前提下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经济思想。《春秋榖梁传》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榖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春秋榖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榖梁传》重要的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和协发展,各得其所。《春秋榖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