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彬文稿中“画”“文”“园”互文互证的怡园营造审美意象

本文以顾文彬文稿为中心,通过对家书、日记、诗文、书画题跋等文稿的梳理,从“画”“文”“园”互文互证的角度溯源了晚清苏州怡园“依画构园”“以画记园”“画文相彰”的营造过程。阐释了怡园中诗、书、画三绝于一体的文人构园之道,解读了怡园营造的实体物理空间和文化心理空间,进而探析园主顾文彬“取法仿照且雅致省俭”“博采诸式且坚守传统”“风雅真率且独具文心”的造园审美意象。从园主人视角切入,通过其造园理念和园中艺文交往,重新审视怡园在苏州古典园林中的独特价值,管窥晚清“同光中兴”造园小高潮时期苏州文人的造园风尚和审美意象。

说五一简“芛”为“笔”的异体

五一简471、1681中的“芛”是“笔”的异体。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芛天道”即“笔天道”,指记录天道。“笔”作“芛”说明晚到东汉,仍有“聿”“尹”偏旁通用的例子,为认识《玉篇》“芛”的古文“茟”打开了思路。字书有把俗字误认为“古文”的现象,五一简“鼓”的俗字作“䩔”,就是字书中“鼓”的古文“[革攴]/[革支]”的源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释卦二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中的蛊卦,所记述的是西周早、中期关于侍奉父母的应有态度;其丰卦,所记述的则是西周早、中期出现的一次太阳黑斑天象以及当时官方的祭祀风俗。

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上)

本文对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一件敦煌藏文写本《古太公家教》进行录文、汉译和比较研究。该文献首尾全,163行,抄写中有明显的分段分节标记。字迹基本清晰,容易辨识,仅在最后部分汉文墨迹已浸至藏文一面,两相重叠,导致部分藏文识读困难。文章分上下两期刊发,上半部分对《古太公家教》前1-61行进行录文、翻译,并刊布该文献首、尾的影印件。后半部分则就《古太公家教》62-163行进行录文、翻译,并与其他译者的汉译本、敦煌汉文写本《太公家教》进行比对研究。

《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是怎样传钞流转的——瞿兑之传承近世珍稀文献的重要一页

《李星沅日记》和《张集馨年谱》都是价值巨大的近世珍稀文献,1980年代点校出版以来引用甚多。点校所据的底本均为钞本,分藏北京与上海,都与瞿兑之有意想不到的巧妙联系。《李星沅日记》是瞿觉园、瞿兑之兄弟借阅传钞的。《张集馨年谱》是瞿兑之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藏书”中抄录的,随后数次撰文介绍,引起沈云龙极大兴趣。1947年和1951年,瞿兑之先后向顾廷龙求售《张集馨年谱》和《李星沅日记》的钞本,均因价昂未果;1953年,钞本《李星沅日记》入藏上海合众图书馆;1955年,钞本《张集馨年谱》入藏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瞿兑之特意传钞这两种“日记体”文献,既反映他在近代史中尤重道光朝的学术旨趣,也体现他的掌故学更注重官场和社会内幕等鲜活的制度、习惯与文化。两种钞本在1949年前后的流转,既表明迟至民国时期传钞仍是古籍保护传承的重要手段,也折射出剧变时代读书人和珍稀文献的曲折命运。

古斌临《出师颂》拓片的发现及所临母本溯源--贺君召奇石书画拓本册页系列研究之一

古斌是乾隆年间扬州著名书法家,所临史孝山《出师颂》书法拓片出自新近从日本回流的贺君召奇石书画拓本册页《兰亭十三行出师颂》,这也是古斌临《出师颂》拓片首次面世。现存诸多临《出师颂》帖可知有三个版本源头,即“萧子云本”“宣和本”和“绍兴本”。经过对以上三个系列版本的溯源比对,认定古斌所临《出师颂》系出自“宣和本”系列。

《歌麻古韵考》的版本及作者问题考辨

《歌麻古韵考》为保山吴树声所著,现行《畿辅丛书》本、渭南严氏成都贲园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皆署"苗夔补注"。通过对《歌麻古韵考》两种主要版本的系统的梳理以及内容比勘可以发现,吴氏同治八年刻本比"苗夔补注"本多出,顺序亦有调整,并在相关内容中加入小篆,可以看出吴氏做了较大的增订删改。故署"苗夔补注"本实际上应为吴树声自刻本刊行前的稿本之一种副本,而真正的补注者还是吴树声。由于《畿辅丛书》编者误收误题,造成之后一系列刻本的错误署名,同时也造成了《清史稿·艺文志》等重要文献对《歌麻古韵考》撰者的错误著录。

也谈《易经》简帛本的蛊、丰二卦——与萧汉明先生商榷

对萧汉明先生蛊卦为奉父鱼肉、丰卦“日中见斗”为太阳黑斑说提出不同意见,另依古字本义通释二卦,解“蛊”为腹蛊,丰卦为击鼓救日,并解帛书“弓”为“救日弓”,“蔀”、“芾”、“屋”皆指蔽日之影。

敦煌藏文文献《古太公家教》译释(下)

文章对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一件敦煌藏文写本《古太公家教》进行录文、汉译和比较研究。该文献首尾全,163行,抄写中有明显的分段分节标记。字迹基本清晰,容易辨识,仅在最后部分汉文墨迹已浸至藏文一面,两相重叠,导致部分藏文识读困难。文章分上下两期刊发,上期(2017年第2期)对《古太公家教》前1-61行进行录文、翻译,并刊布该文献首、尾的影印件。本期就《古太公家教》62-163行进行录文、翻译,并与其他译者的汉译本、敦煌汉文写本《太公家教》进行比对研究。

敦煌写本《古贤集》典出《史记》考

《古贤集》现存九个抄本,是敦煌遗书中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唐五代民间流行的有关历史知识的蒙书之一。该作品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典故,其中疑似出自《史记》者约15处。本文对这15处典故作了考论,求证了其实际情况。

新出土史料与古史研究中的问题

近年出土文献特别是简帛中,有不少和古史相关的篇章。不少人借之讨论古史问题,裘锡圭先生由之评价疑古派的古史得失,并且仍然信奉顾颉刚古史从大禹开始的观点。其说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郭永秉先生也利用出土文献谈古史问题,其后他解读裘锡圭先生的文章时对一些问题有深入讨论,对一些新公布材料的解读也欲从顾颉刚、裘锡圭之说,但实质上与顾颉刚之说有很大不同。所论问题的关键,看似讨论禹和文王的神性问题,其实是古书史料的认识问题,古史的时间与空间问题,而不是态度的问题。当前应该在方法和理论上进行反思,以告别旧的范式,探索新的范式。

《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序

本文为作者主编的十卷本《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的序言。文中探讨了近代上海在古琴史上重要地位的形成以及上海图书馆遗存古琴文献与这一历史地位的关系,同时详尽交代本书的编辑体例与工作流程,介绍了这批古琴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这部自《琴曲集成》以来工程最大的古琴文献结集中,绝大部分是首次面世的孤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未见的版本、未见的曲目,不乏可以改变琴学史的发现。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史对顾炎武的认同

《清史稿》对顾炎武及其著作,有频繁而广泛的记载,表现出清史对于顾炎武的基本性的推崇和整体性的认同。不过《清史稿》也有缺憾,其书成于民国初年,但顾炎武本传、《儒林传·序》以及《儒林传》对顾炎武的分派,沿袭了道咸之际朴学一派阮元的立场,将顾炎武理解为经学考据家,没有对满清所以亡即文化所以亡之大节作出应有的反省。

《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

史震林《西青散记》与所记双卿其人的真实性,自近代以来被一些学者所怀疑。本文第一次采用了一系列稿本、抄本等原始文献,考察《西青散记》与双卿的真实性;第一次提出《西青散记》不仅是为金坛绡山女诗人贺双卿而作,同时亦是为反清复汉之志而作;满清统治中国百年以后,反清复汉仍然是中国文学隐藏的最重要思想;《西青散记》所记十五位与双卿相关人物,皆为历史真人;并第一次提出《西青散记》之外的四位当时及稍晚的杰出和优秀诗人,对贺双卿其人其诗有极高评价,文献俱在。结论:双卿的真实性无可置疑,《西青散记》具有写实品格。

从班固作品异文看写本时代的文献传写——以《文选》、两汉书为中心

尤刻本、陈八郎本《文选》与宋本《汉书》《后汉书》可以视为写本的凝定形态。比较其中的班固作品异文,可知史书系统与《文选》系统所载班固文章,其祖本差异较小。异文中虚词互用与增删情况较多,结合其他写本的异文,可知写本时代的学者对于虚词尤其是语助词的重视呈逐渐加深的动态过程,且多不视其为区分版本的标志。分析其中部分实词异文,可知史书系统更好地保留了作品的原始面貌。两汉书相较《文选》,在写本时代的传写中,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这与古人校书时更重视史部的态度有关。

《天下郡国利病书》传本考略

以《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为线索,梳理其康乾以后之流传轨迹,对前人如王颂文、金达、黄珅等论述加以补订,反映苏州藏书家与《天下郡国利病书》稿本之渊源。同时对分卷抄本、印本之传布情况加以钩稽,揭示分卷本在清代作为《利病书》传播之主流,其价值不容抹煞。

清华简祭公与西周祭氏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所记祭公出自西周时期重要的世族祭氏,本文试从简本《祭公》切入,系统梳理与考辨西周祭氏材料,讨论西周祭氏的若干问题。主要包括:一、祭氏的来源及相关铭文。二、祭公谋父与西周金文中的其他祭氏。三、综合以上论证,排列祭氏世系谱。结果表明,清华简祭氏确系周公之后;第一代祭氏即祭季,官居太史;第二代祭氏有两位祭公,前者与昭王共没于汉水,后者即祭公谋父,他可能是穆王伐东夷某些战争的主帅,对某些东夷氏族进行了战前动员;金文中的祭俗父与伯俗父、师俗父并非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