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猛烈批判李贽,是思想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大思想家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个方面与李贽存在严重分歧。李贽提倡私欲,蔑视天理,三大思想家理欲并重,反对纵欲;李贽佞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李贽称赞冯道为"吏隐",三大思想家坚持气节,贬抑冯道。从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李贽的思想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则是既批判了专制制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二者都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三大思想家虽然批判了李贽,但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还是相当明显的。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邃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

顾炎武素称清代学术之祖,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贯通;既专注于对纯粹学术问题的研究,以提升理论思维水平,也力主通经致用,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方法论,开启了乾嘉时期朴学的先河,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乃至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采铜于山”与学术原创性思维

顾炎武以"采铜于山"的话,形象地说明了学术原创性的重要性。原创性的研究不只是要从原始史料上入手,从思想史研究上说,从原著、代表作入手,要站在一个时代的理论高度从根本上进行阐释,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学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要注意到"述"与"作"的关联、"众手修书"与"成一家之言"的关联,还要注意到比次之业、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关联。学者应有原创性研究的自觉意识,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大事。

王猷定与顾炎武文字交往之评判

明遗民代表人物王猷定与大儒顾炎武的文字交往,论说公允,思考独特,语重心长,直抒己见,有清初学者研究问题的良好素能;但是,论者有误解。实际上,顾炎武之所以成为大家,正是听取众多时贤意见才成功的。后人不必人为拔高名家、忽视诸如王猷定这样的过渡型的历史人物。

顾炎武与申涵光交往述考——兼论其学术思想异同

文章从三个角度对顾炎武与申涵光的交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探讨,所得主要结论认为,顾、申基于相似的家史背景而有共同的民族情感与遗民志节,其学术则互有同异,其同在强调"下学而上达",异在顾明显偏重于"下学",申则看似"下学"与"上达"并重,实则强调"上达必该下学",使"下学"从属于"上达",终以"主敬"而归宿于"求放心"、"致良知"之心学。

《日知录》的版本与研究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的版本与研究动态,从五个方面作出综合评述。提出《日知录》版本流传共有五个时态,对徐文珊《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及近年出版的七部研究著作略有评骘,对张继旧藏抄本《日知录》的递藏姓氏略加考释,对新近发现的北大馆藏抄本《日知录》的学术价值也有简要的举证。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1950-2013年顾炎武著述生平学术研究综述

文章主要综述了1950-2013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对顾氏遗著的文献学研究、顾氏生平的历史学研究和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之进展情况,对海外的顾炎武研究仅作了挂一漏万的简述。

20世纪之前诗文用韵考研究概述

利用历代传承的各类体裁的韵文材料来研究语音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唐人首开利用诗文叶韵考察韵字读音的先河,但方法简单,没有系统,仅在考证方法上为后人提供一定的参考;宋人利用诗文进行古音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并没有太多方法论上的意义;元人对元曲等韵文材料的整理和运用虽然没有形成理论,但操作程序和研究结果是后人可资借鉴的,其方法已初具归纳法的模型;明人思维开阔,系统利用韵文材料进行语音研究,其方法是近乎完全归纳法的;清代朴学研究目的明确、材料可靠、手段成熟,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

顾王并称之历史建构及其文化意义

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并称最早由道咸士人提出,并得到同光、清民之际士人的积极回应,其本质在于以顾炎武为典范尺度对王夫之予以定位评价,旨在提升王夫之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地位,凸显出湖湘士人渴望摆脱边缘处境的文化焦虑。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学术视域不断变迁,顾王并称从相似性建构走向差异性建构,船山学的个性价值逐步得到尊重,并被赋予日益丰富的文化意蕴。

亭林与二曲学术异同简论

亭林与二曲共同经历了明清更迭的“鼎革”,这决定了他们都把明道救世、经邦济世作为其人生追求。在为实现“明学术、正人心”而奋斗时,亭林对理学中的陆王之学持否定的态度, 对朱学则多有继承;二曲对程朱、陆王之学采取的是双谴双取的态度。亭林坚持知识优先性原则,二曲则坚持了道德和价值优先性立场。然而,后人则把亭林定位为清学的开山和奠基者,把二曲定位为“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这种评价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存在脱离他们的现实关怀评价其学术思想之嫌疑。所不同的是:对亭林的评价是将其思想后置的,而对二曲的评价则是将其思想前移的。

顾炎武《易》音研究条例初探——顾氏《易音》“承其义则亦承其音”辨

顾炎武《易音》包含有六条易音研究条例,其中核心条例是"承其义则亦承其音"。这一关系原则中,"义"在"音"先,"义"是决定上下爻辞之间韵读关系成立的第一条件,在此基础上,音同或音近才能成为上下爻辞之间韵读关系成立的依据。通过对《易音》中的实例分析,发现此条例不仅贯穿其他条例,而且贯通顾氏整个易音研究。从清代易音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可以说顾炎武易音研究条例成为易音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且具有丰富的易学内涵,对现代易学研究有着很好的方法论启示。

高澍然与顾炎武古韵分部之比较——高澍然《诗音》研究(二)

本文是《高澍然〈诗音〉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其目的是对高澍然与顾炎武的古韵分部进行深入的比照。论文的最后结论是 ,高澍然除了将四个入声韵部独立外 ,其古韵分部只是形式上与顾炎武有所不同 ,在各韵部的收字方面基本不存在分歧。因此 ,从分部上 ,可以断定 ,《诗音》

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礼”,而“礼”的实现又离不开移风易俗。顾炎武对于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引人注目的是,顾炎武实现移风易俗的中心思想是以士绅为核心,发挥士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一直被认为是顾炎武的重要思想。但从其有关“礼”以及风俗的观点来看,似乎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有一定距离。为此,有必要对顾炎武的“民本主义”思想重新认识。

试论王学对顾炎武的影响

顾炎武痛砭王学,提倡经学,对扭转晚明空疏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王阳明学说流行晚明中国社会近百年,顾炎武虽力矫阳明学之流弊,但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王学的影响。

曲周路氏与顾炎武交游论略

曲周路氏即路振飞及长子泽溥、次子泽淳、季子泽浓。路氏对顾炎武有举荐之情、援手之恩、通联之谊。他们交往30余年,情谊深笃,与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之徒相较,尤足称道。

陈祖武的顾炎武研究述评

陈祖武的学术生涯始自顾炎武研究,其相关学术成果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顾氏生平方面,他澄清了顾氏抗清、北游等事迹中的诸多疑点,并依据确凿史料做出合理的推测。在顾氏学术方面,他指出顾氏之学已突破程朱陆王框架而有新的内容,其哲学思想虽然零散但自成体系,其政治思想的特质是忧国爱民,其历史地位在于开启学风、示范方法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陈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多闻阙疑的求实精神和不拘成说的创新精神,尤可树为学界的榜样。

《国朝汉学师承记》的“黄顾问题”略论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治学广博,著述颇丰。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授受渊源。在书中,他列黄宗羲、顾炎武于卷八,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梳理,探讨江藩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