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学界顾炎武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顾炎武的生平与交游、著述版本与传播、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经世实学与社会治理思想、学术评价与历史地位五个主题产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学界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考察了顾炎武的学术与人生,“顾学”研究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亮丽的风景。但也应看到顾炎武研究存在重“学”轻“行”的倾向,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礼学实践以及《日知录》等几部重要著述之外的其他著作也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

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展开了激烈批判,在《日知录》及《亭林文集》讨论学术的书信中,他深刻剖析空疏学风漠视社会责任和应承担的义务,表面上尊奉儒学,而实际是尊奉禅学,造成了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而在明代空疏学风形成过程中,阳明心学起到了鼓动人心的作用,然背后的根源则是明代君主专制统治。反专制与反对空谈误国构成了顾炎武思想的主线。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顾炎武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 ,他的诗学对于清代诗学史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顾炎武诗学既是清初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 ,同时又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以文化救亡为核心的大文学观代表了当时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路径 ,其“真诗”观念的三个层面赋予清初诗坛这一主流意识以道德的内涵 ;他以鉴往训今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理论建构 ,由此开启了清代诗学的实证学风 ,而独到的诗歌音韵研究则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

清人顾炎武文献编纂思想考略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文献编纂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通过对顾氏生平文献著述的考察,概括其文献编纂的总体特色,并着重以《日知录》和《顾亭林诗文集》为对象,对顾炎武的文献编纂理论及编纂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今读其诸论并参考前贤与现时同行研究而有所启示,乃撰成此文,作为对这位伟大学者诞生400周年的纪念。

《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的学术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顾炎武学问淹博、考证精详,频繁征引其说作为立论的基础。但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则颇有微词,反映出学术风气的嬗变。对顾氏在具体学术问题上的疏漏讹误,亦一一予以驳正,既反映出考证之学的精进,也反映出四库馆臣务求持平的求是学风。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本义考论——从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谈起

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反对士大夫对佛老、玄学、心学甚至理学的理论喜好和士大夫处世的自由言行。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今天,思考两者的差异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顾炎武人生的诗意栖居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具有四重基本品质:顾炎武是心系天下的爱国者,他科学地界定了天下与国家这两个具有根本区别的概念,而且他始终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顾炎武是见诸行事的文学家,他实现了文学创作与现实需要的完美结合;顾炎武是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典范,他在经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史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顾炎武一生淡泊名利,凸显了一个真学者的品质。顾炎武一生不倦地奋斗,他在奋斗中寻觅到了人生的乐趣。顾炎武用自己的一生在四个维度上诠释中国知识分子诗意栖居的内涵。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 ,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 ,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 ,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 :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 ,阐释古代典章礼仪 ,窥测传统文化习俗 ,阐发文学思想 ,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 ,都能穷源溯本 ,援古证今 ,反复参考 ,戒发空论 ,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及其价值影响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伦理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有着鲜明时代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所内含的对现实人性的道德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注重"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和严谨求真的为学作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由于其时代所限存在着难免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从他的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受到深刻启迪,进而对其思想价值进行现代转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新发展。

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

顾炎武开始长达25年的北游生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昆山故里,终客死山西曲沃。关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引起了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在爬梳史料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北游前段,他因为躲避来自里豪和家族内部的迫害不敢归;二是在北游后段,他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不能归;三是超越前段不敢归和后段不能归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基于遗民心理的不忍归。面对恢复希望渐趋渺茫的形势,他强忍不归。

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下的４００余首诗歌，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与论述。

博学有耻,求实创新——论顾炎武的学术道德思想

顾炎武为学以身体力行著称于世。他反对有明以来空谈之风 ,倡导经世致用。针对当时学者急功近利不肯踏实读书 ,甚至于为成名而剽窃他人的无耻之举 ,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之道 ,特别强调学术道德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并将其作为为学之本。他的学术道德思想对于纠正目前的学界风气和促进理论创新 。

试论顾炎武的豪杰人格

明清之际,豪杰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类型。顾炎武以豪杰自期期人,是豪杰谱系上重要的一环。顾炎武的豪杰人格以"明道救世"为旨归,其人格结构以原始儒学为底色,以市民意识为新质。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在为学上,顾炎武都表现出独立不倚的姿态,多是针对陆王一系的矫枉过正之举。顾炎武有着殷殷的救世情怀,他以口中之舌、手中之笔向当政布露民瘼。为从根本上扭转王学之颓风,顾炎武不仅显示出了摧陷廓清的本领,而且表现出导夫先路的魄力。在交接上,顾炎武坚持守经与用权的统一,为遗民事业开拓了新境界。

半个亭林,“半之中又失其半焉”——胡适、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阐发

钱穆、胡适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歧异的具体反映。胡适主张治学只在求真,强调考据之学;钱穆主张学当经世,考据当以义理为归宿,反对考据与义理两分。

试论潘耒对顾炎武学术的师承

潘耒在为人处世、为学精神以及史学、金石学、音韵学等方面均得到顾炎武的悉心传授,深受影响,并偕同乃师一道推动了清初学风的改变和学术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和顾炎武学术本身的特点等因素,导致了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