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鼓藏节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计怀乡乌略村为例

通过田野调查对乌略苗族村鼓藏节仪式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分析了鼓藏节仪式的社会权利功能、社会认同功能、社群联系与娱乐功能、经济功能等基本社会功能,指出苗族鼓藏节仪式由于现代性的切入所发生的功能意义上的嬗变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必然结果。

湘西苗族巫蛊信仰生成之剖析

从自然地理、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角度剖析流传于湘西苗族人群中并发生深刻影响的巫蛊信仰 ,指出巫蛊信仰并非是简单的施毒与中毒的问题 ,或神秘的、未为可知的邪魅的产物 。

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苗族史诗》三语翻译刍论

《苗族史诗》是苗族的口传经典,文章以《苗族史诗》(苗汉英版)的翻译为实例,探索了在苗、汉、英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苗族诗歌跨文化传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即文化背景差异的辨析、诗歌韵律特色的兼顾、文化事象缺失的代偿、文化事象相异的转换等必须给予充分认识和基于人文关怀的恰当处理,才有可能趋近并最终达到民族经典传译中"信、达、雅"的最高境界。

苗族古经中的哲理探析

与其他民族的传统哲学理念相比较后发现,如果立足于"苗族古经"所提供的素材,那么就其本质而言,苗族的传统哲理集中表现为"自然发生论",即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既非神的创造,也非英雄的创造,神的创造或英雄的创造都是后于自然发生的。苗族先民坚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是自然生存的,是自然界自我演化的产物。即令是生命的出现也是如此,既非神创,也非英雄所为,而是纯粹的自然演化的产物。既然世间的一切都是自然发生,那么万物众生本身就应该平等,其间不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

百苗图各抄本所见印信研究

《百苗图》是研究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图志文献,目前传世抄本众多,最早的抄本可以上溯到清嘉道年间,最晚的抄本则迟至20世纪中期。若能按时间顺序,就其所书和所绘内容做系统对比,就不难发现贵州各世居民族历史文化演变的基本脉络。若要准确考定各抄本的传抄时间和地理位置,书中所见印信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佐证价值。遗憾的是,传世的各抄本中,仅有一部分保留有印信。这些印信大多为篆文雕刻,加上复印件和出版版本印文不免模糊难辨,因而识读和考证工作难度很大。但通过认真识读和考订,大多数印信印文,基本可以考明持有者的人名和身份,所获信息可以为考订相关各抄本的传抄人、传抄时间、传抄地点提供有力的证据。

于越族源问题及“越为禹后”说新论

关于于越的族源问题,学界大致有"越为土著""越为禹后""楚越同祖""三苗后裔""非洲古猿"五说。从现有文献及考古发现看,"越为土著"应是代表观点。"楚越同祖"说与"三苗后裔"说是后人对史书记载的误读和讹传,"非洲古猿"说则存在明显悖论。"越为禹后"应理解为越国建立初期越王无余为夏禹后裔,但自无壬之后,越王之族属已转为越地土著,时间约在夏商易代之际或稍后,故越王勾践为夏禹后裔的论断是错误的。

宋代蜀人师古考

宋代蜀中有两位注杜名家,皆为眉州师氏,一是眉州彭山师尹,另一位是眉州眉山师古。二位师氏及其注本,宋时就已混淆不清,而不能辨。眉州眉山师古,其注多为伪王本《百家注》、无名氏《分门集注》和黄氏父子《补注杜诗》等所引,对于师古的生平事迹,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付之阙如,认为不可考。张忠纲等先生编《杜集叙录》亦交代不详。笔者遍查各种史志和文献,通过钩稽、整理,以期能还蜀人师古的真实面貌。

重庆少数民族民歌及其分类

在研究重庆民族分布和民歌地域分布基础上,指出重庆少数民族民歌主要由土家族民歌和苗族民歌组成。依据民歌的内容,重庆少数民族民歌在种类上主要分为古歌、劳动歌、生活歌三大类。重庆少数民族民歌是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它为特殊的文化系统、流域等地理环境所孕育,包含了民歌与人诗意生存的关联。从民歌的价值功能自然能够揭示保护民歌的意义。

苗族歌棒的历史渊源和音乐文化内涵

苗族歌棒记载了苗族的婚俗,歌棒以木为质,形态方圆不限,所刻文字符号以横、竖、叉、框为主要特征,是一些象形符号;歌棒的音乐形态以盘歌的形式唱述,它的旋律单一,曲调为单乐句结构,演唱时可做任意的变化重复;歌棒的内涵和符号都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

月亮山地区苗族鼓藏节的文化调查

基于贵州省从江县月亮山区加勉乡的田野调查,再现"登麦"支系龙氏宗族间隔30年举办持续三年的鼓藏节仪式。该节日以祛病除厄为目的,由蛋卜和造鼓仪式、宗族祭祖和归魂仪式及立耶规、椎猪和送鼓仪式等巫术性质浓厚的重要仪式和若干次要仪式组成。通过鼓藏节的举办,"登麦"苗人建立了临时性、宗族性的仪式领导组织,表达了对祖先的群体性哀思,实现了宗族内部的礼物流动,宣泄了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同时,这一鼓藏节也展示了苗族保存完好、形式各异的祭祀文化。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试析苗族“理辞”言语体式特征

"理辞"是苗族的一种特殊话语文本,它是苗族人解释天地万物、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解决矛盾关系的法规文本。苗族"理辞"不同于一般法规文本,在语言形式上有独到的特色。文章以言语体式作为切入点,对苗族"理辞"进行讨论分析。

雷公山苗族的家屋及其意义——以丹寨把丢寨顾氏苗族为例

雷公山苗族"立房"的过程和仪式即是一次"家"的生命打造过程。苗族房屋的"物"的空间,通过性别和社会分类系统,表达了苗人的宇宙观与秩序体系,塑造行为主体对人与家的认知,体现社会的再生产。把丢苗寨是明代入黔屯军顾成后裔,作为军屯后裔顾氏的一支,因进入苗疆腹地而"苗化","汉父苗母"性别观表达在"家屋"文化空间之中。苗族"家屋"文化逻辑反映了苗族"人观"与社会分类体系,展现了汉族入黔的"苗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