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

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是清代《说文》流传史上的重要刊本。关于该书的底本,学界曾多有讨论但仍多误解。今据孙星衍的手批书稿、藏书跋文和书札等相关史料,知孙星衍于嘉庆十二年(1807)冬借得额勒布藏小字本《说文》后,交顾广圻主持翻刻,于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刊成。孙星衍原拟另以姚文田辑录、严可均编纂的群书引《说文》为基础,请顾广圻审定之后,作《说文》校记附书而行,但由于严可均和顾广圻在校勘理念和结论上的分歧而中辍。今题顾广圻撰的《说文考异》,实为平津馆《说文解字》校记残稿,而严可均《说文校议》和顾广圻《说文辨疑》,集中体现了两人参与平津馆《说文》校勘工作时的校勘理念和校勘结论。比较额本和孙本的文字、刻工、行款,知孙本较为忠实地依底本翻刻,体现了刊刻主持者顾广圻“不校校之”的学术主张。唯额本底本漫漶之处,孙本间有误字。在翻刻的过程中,新增讹误亦在所难免。这些问题,是今人使用孙本《说文》及由此衍生的陈昌治本时,尤其应当注意的。

汲古阁刻《南唐书》版本考

对汲古阁刻陆游《南唐书》的版本问题,清代学者黄丕烈、顾广圻得出过相反的结论。二者孰是孰非,本文在调查各图书馆藏本的情况下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唐大诏令集》顾广圻校本献疑

1959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唐大诏令集》时采用顾广圻校本为底本,使之广为人知。论文通过细核顾校本校勘全貌,认为顾氏所作校勘并非系统全面,顾氏整理《唐大诏令集》是为其校勘《全唐文》服务的,顾校本底本误字较多,因此,如重新整理《唐大诏令集》不宜再以顾校本为底本。

乾嘉之际天文算法类图书的设立及其藏刻校勘活动探讨

通过考察乾隆时期三部与《四库全书》编撰相关的书目,指出《四库全书》中的天文算法类图书曾被归入术数类和数术类,这一转变显示出四库馆臣学术取向的变化。天文算法类图书的设立和四库馆臣的学术取向,深刻影响黄丕烈、顾广圻等乾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收藏、校勘和刊刻等活动。顾广圻对天文算法图书的校勘成果,尤其能体现出儒家义理与具体技术相结合专门之学的特点。

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乾嘉时期,段玉裁和顾广圻在文献校勘问题上产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争论,顾广圻主张"不校校之",段玉裁主张"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争。实际上,段、顾之争只是方法论上的不同,并没有对立性的分歧,不能断然当成是吴、皖两派校勘家之间的对立。段玉裁"定底本之是非"的原则顾广圻也在用,顾广圻"不校校之"的理论段玉裁也是认同的。段、顾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学理论的发展,卢文弨的"两通者但注其下"的原则,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论,都是这场争论的产物。

不校校之还是断以义理?——论段玉裁与顾广圻之争

清代乾嘉年间有几段著名的学术论争,其中之一就是段玉裁与顾广圻的论争。段、顾二人原本情谊笃厚、近于师生,但却在周代学制问题上发生分歧,往来笔伐以致决裂。本文试图通过对二人相交过程及论争详情进行梳理,寻找出段顾之争的原因与影响。

段顾论学制之争始末

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和顾广圻由《礼记·祭义》郑玄注中"四"、"西"一字之异而引发的激烈争论是学术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但二人的争论散见于书札,本文整理各种资料,对这一争论加以梳理。

顾广圻与《文选》学研究

本文论述了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与《文选》学研究的关系。顾氏校勘的李善注《文选》,为《选》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文选》的重要版本。

顾广圻初校《史通》三题

《史通》自唐代行世后,在传抄刻印的过程中,出现许多文字讹误,并形成多种版本。清代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曾五次校阅《史通》,所作校记题跋广为学人征引。梳理近年出版的新资料,可知顾广圻不仅再校重阅《史通》是在嘉庆九年(1804)六月,而且其最早的初次校订《史通》的工作,也是发生在当年当月,并非不能考察出具体年月;当时他正是39岁年富力强之期,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16岁年且弱冠之时;其所校《史通》乃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重校覆刻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陆刻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