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疆域的不断扩大,边疆和少数民族政权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关帝信仰也随之传播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间信仰、宗教信仰融合,成为各民族共同信仰的文化符号。关公信仰从关公故里、大义归天的当阳等地向各地传播,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其传播与统治者的倡导、军人的信奉、儒释道的推崇以及商人的捐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关公信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主要通过修建庙宇和祭祀活动、文学作品颂扬、戏剧演出渲染、工艺美术烘托、节日庆典强化等方式不断浸入各民族心灵深处。关公信仰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丰富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强化了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深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统一价值观和信仰的形成、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客观上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与巩固。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关公信仰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建构——以山西太原关帝庙为中心

关公信仰是山西标志性地方文化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多样的活态传承。本文以兼具都市和乡村特质的山西首府太原为中心,通过典籍文献与田野资料的对读互释,分析不同类型关帝庙及其祭祀活动的历史、现状与特征,探讨关公信仰在当代都市的传承与重构。

论关公信仰产生的原因

关公信仰在中国分布广泛,成为联系不同族群的纽带。关公信仰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正统观念的变化。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关公的地位也在宋代开始提升。其次,《三国演义》小说的渲染对关公崇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再次,统治者也通过提倡关公信仰,达到愚民的目的,最终却不仅愚民,而且自愚。最后,宗教也对关公信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关公信仰的几个维度

主要从民俗、道德和精神层面对关公信仰这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对关公这个历史人物的崇拜,是汉民族文化传统中一种特殊的现象,它既有别于宗教中的神灵崇拜,也区别于普通的英雄人物崇拜,是在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关公信仰的多维神祇形象探析

关公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神灵,也是神职最多、形象最为丰富的一位神灵。关公信仰发端于地方民间小传统,先后被佛教、道教以及儒家所吸纳进入大传统,正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良性互动,使关公神祇呈现出多维形象并得以广泛流传。新时代背景下,对关公信仰文化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关庙楹联创作的精神内涵及修辞形式

关庙楹联创作始于明代,兴于清代,绵延于近代,其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是研究关公文化必不可少的资料。关庙楹联内容,强调了关公信仰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彰显了关公忠义仁勇的优秀品格,映射了民众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及因地制宜的关公民间信仰特色;其善集引诗文、因人串事、嵌字排比的修辞艺术,都从侧面不同程度揭示了关公文化的信仰主题。关庙楹联是传递关公精神的精美名片,探究分析关庙楹联,对研究关公信仰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共同注意力下的关公信俗与共同体建构——以洛阳关林祭典为例

关林是埋葬关羽首级的场所,也是祭祀关公的物化空间。关公信俗源于多元主体的建构,包括信仰观念的形成、庙宇建筑的营造,以及祭祀活动的举办等。对于关公信俗精神内核的肯定和认同,是不同主体达成共识、互助合作的基础,亦促成他们的共同注意力及相关的行为表达。在新时代,关公信俗发展为一种公共文化事象,关林管理处与信众长期协作,结成共谋、共享、共存的信俗共同体,推动关公信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并使之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展示着价值导向、社会整合和促进经济发展等多种功能。

绵竹年画中的关公崇拜

在绵竹年画精品集里,关公之像出现频率很高。关公之所以在绵竹受到民众的拥戴,除了他自身具有的"忠、义、仁、勇"的品格外,还与绵竹所处地理因素、历史影响、全国的信仰繁盛之势以及佛教的推波助澜有关。这种对关公的崇信延续至今。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山西民俗旅游文化韩译研究——以关公信俗为例

关公信俗是山西运城地区的信仰和习俗,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为山西民俗旅游文化的韩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策略启示,特别是其中的“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理论对关公信俗的韩译外宣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由“三教融通”的文化背景解读唐宋以后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兼论当前关公信仰发展根源的研究状况

自唐宋至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关公信仰的兴起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为独特的现象。在现有对其根源探索的研究成果中,不乏对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的“忠义仁勇信”品格以及唐宋时期“三教融通”形势的肯定,但却未能将此二者放置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即人文立场和道德伦理观念中来审视,也未能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发展角度来认识宋代“三教融通”的时代精神。因此,难以使人从根本上理解在唐宋以后何以是关羽这一历史人物被选择作为神圣化的对象,也难以使人把握当今社会对关公信仰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建设的根基。

探析商人群体对关公信仰的成因——以叙永县春秋祠为例

自明清以来,由于受到官方朱子理学的影响,关羽作为一个仁义的化身,在小说与戏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传播,成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重要信仰对象。文章主要立足从叙永县春秋祠去探析关公信仰的在明清以来的发展,以及清后期在陜西盐商群体中的影响,分析商人群体将关公作为信仰的内在成因。

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建筑装饰特征及文化内涵

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作为内蒙古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晋商会馆,建筑规模宏大且保存较好,是内蒙古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作为旅蒙晋商的重要集聚地,多伦山西会馆不仅见证了晋商的兴衰,而且是蒙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载体。文章从建筑装饰视角出发,通过资料搜集、实地调研,从建筑纹样、色彩、技艺三方面分析了多伦山西会馆的建筑装饰艺术特征,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以期对多伦山西会馆建筑遗产保护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藏传佛教关公信仰新论

藏传佛教的关公信仰,是汉满蒙藏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明万历年间,关公信仰开始被女真人接受,并进入其萨满神明体系,成为著名的“战神”和“护国神”。清朝建立之后,在“大兴黄教”的政治背景之下,又将关公信仰纳入藏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神灵。关公信仰进入藏传佛教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清王朝在西藏地方及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战神”和“护国神”的身份起到战争取胜、保境安民的作用;二是随着蒙古僧侣的弘法活动,以“护法神”的身份起到驱邪除魅、安定民心的作用。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为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