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两汉文的文献价值

《文馆词林》收录的两汉文,可补辑严可均《全汉文》和《全后汉文》未收之篇章,补注所录文献的出处,增补残篇断句,校正文字错讹,考辨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时代背景。

现代主义绘画的中国源起:从留日时期关良的艺术抉择说起

留日五年,关良实现了从古典写实向现代主义的绘画转变——他可能是中国洋画界最早的野兽派画家之一。他大胆扬弃固有画学而追随新法,深知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所向往的世界,为此他自觉地与日本青年艺术家一道成为大正时期文艺狂飙的积极参与者。在关良之后,紧贴这股浩荡的"时代之流"的中国留学生便绵延不绝,关良可谓时代的弄潮儿。

超时空的对话——简析梁启超作《管子传》的缘由

管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曾写下辉煌的篇章。管子的思想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也发挥着重大作用。1909年,清政府和立宪派忙于"预备立宪,维新国政",著名学者梁启超把目光投向管子,为管子重新作传。梁启超从史学家的责任和精神出发.认为管子在先秦时就已经初步主张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从而将管子的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置于近代民族危亡的环境下进行解读。

关良京剧人物画中笔墨造型的独特性

关良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不可或缺的绘画大师,尤其表现在其戏曲人物画中及具特色的笔墨造型风格当中。在造型上,他主张造型简练和明确,利用几何型、内外穿插型以及变形在画面中的交叉运用,使画面丰富且又有韵味,简洁化的笔墨给人一种近似儿童般的天真,同时笔、墨、色在造型中的不同表现更加体现出其造型的独特性。

论诸葛亮与关羽的关系及刘备失荆州的原因——兼与朱子彦教授商榷

朱子彦教授提出的“诸葛亮为夺取权力而不惜失掉荆州、假手东吴杀掉关羽”的观点是错误的;诸葛亮与关羽之间并无所谓的权力斗争,刘备失去荆州的主要原因是刘备集团在夺得汉中后产生了骄傲情绪,以致对孙权疏于防范、对关羽救援不及。

诸葛亮效仿管仲、乐毅人生模式论

诸葛亮在青年时期就以管仲、乐毅二人为人生榜样,并效仿二人奋斗终身。诸葛亮的一生,在展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充满了个人英雄们所具备的高尚政治情操,诸葛亮以管、乐二人自比并效仿之,恰恰在于这二人身上,也具有这种政治情操的浓厚色彩。

三国英雄读书论——以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为中心的考察

三国英雄在读书生活中形成了五类读书方式:一是终身手不释卷与博览群书型,以曹操为代表;二是重视修身与益智并举型,以刘备为代表;三是涉猎往事和急读要籍型,以孙权为代表;四是隐居耕读和观其大端型,以诸葛亮为代表;五是独好一部儒家经典型,以关羽为代表。英雄们出身的不同造成了他们读书方式的不同,而不同的读书方式对他们的人生和事业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诸葛亮与关羽关系浅议——兼评朱子彦“借刀杀人”说

在诸葛亮一生中并没有想“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壮志,关羽不是“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诸葛亮也不是想“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他和关羽之间的关系只是蜀汉政权内部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平等关系,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

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

梅曾亮在京师古文圈子的领袖地位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嘉道之际经世学风的兴起,"姚门弟子"中梅氏年寿最长,此是天时;梅氏居京二十年,桐城古文得以扩展,此为地利;梅曾亮与京师士人的雅集,则是人和。

临时展览中的馆藏利用——以北京画院“关良绘画艺术展”为例

透过对"高妙传神——关良绘画艺术展"的观览和分析,本文对展览操作中藏品利用的方法进行了提炼和总结。首先从现象入手,细述这次展览的馆藏利用状况;第二部分则为展览中的馆藏品分类,并讨论其合理的利用方式以及对应的效果,或可供其他美术馆临时展览借鉴。

梁肃《绣观世音菩萨像赞》祈福对象辨正

梁肃是唐古文运动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师从独孤及、李华,擢拔韩愈、李观、李翱诸古文运动干将。梁肃《绣观世音菩萨像赞》明确交代了其与李华的师生关系,因此李华女所绣观世音菩萨像并非为其亡夫崔绰祈福,而是为其父李华祈福。

传统景观的历史解读——浅析清代成都城市景观重建

城市景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有时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助手”,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层教化民众,灌输其意志的思想工具。清代城市的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帝国的教化功能,景观的修建大多是出于贯彻国家文化政策、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的需要,如重建孔庙是为了强化礼制秩序、“崇儒重道”,武侯祠、关帝庙的重建与加强中央集权、倡导忠义的政治思想有关,青羊宫等道观的重建合乎当时休养生息的国策,而重建杜甫草堂则切合重建社会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在清代重建城市景观的过程中,越是前期修建的景观,如孔庙、武侯祠、杜甫草堂,其教化意义就越发明显。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全梁文》《全陈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存南朝梁、陈文共78篇,其文献史料价值有三:一,补严氏所辑《全梁文》《全陈文》之所未收;二,补足严氏所辑残章断句之篇;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收梁、陈文,可以进一步明晰其作者归属问题;其所辑梁元帝之文,基本作于侯景之乱期间,展现了萧绎的复杂个性,对深入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梁、陈时期大量的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还原诸多历史场景,还能推进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

洛阳大学所藏垣上官鼎是一件新公布的魏国记容铜器。据该鼎的铭文内容和实测容量,可以推算出战国时期“”的量值约合今53.5毫升。这一数值既可以用来重新考量传世的半灷量铭文之释读,同时也可以合理的解释《考工记》中所见的量名“”。

明代传抄之习与藏书家之编目——以对章回小说的著录为例

明代传抄之习颇盛,主要有抄自官府与私人间的互抄两种。藏书家的抄书行为促使藏书家扩充藏书总量的同时,亦影响其藏书目的编订与补充。囿于明代"束书不观"等风气,传抄之习不仅导致藏书家编目时存在直接过录其他藏书目的现象,同时使得藏书家进行内容注解时往往辗转迻抄,多喜抄录传闻而不加辨证,以致不同藏书目对同一对象的看法互有抵牾。这种现象在著录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及其作者信息时表现得尤为显著。

明祖陵神道文臣石像生服饰研究

明祖陵作为明初三大皇陵之一,是明代"肇基帝迹"的"祖宗陵",神道石像生造型风格、服制服式、装饰配饰代表了明初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文化发展、工艺水平的最高体现,文章以实地调研与史料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明祖陵文臣石像生的服饰详细考证,从梁冠形制、佩绶等级、鞋履寓意进行图示说明,旨在通过服饰传达的艺术化表现来佐证明代官员服饰的规制,得出明祖陵石像生服饰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的结论。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关羽和诸葛亮的“忠义观”的探讨

《三国演义》是一部杰出的古典长篇名著,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关羽和诸葛亮是作者重点刻画的两个人物,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两位三国英雄。在他们身上,都宣扬了一种"忠义"的道德观,但这种"忠义"只是浅层次上的,它的内涵并没有外表看到的光辉灿烂,甚至这种道德理想还与当时的政治现实产生强烈的冲突。

临川地区明朝门坊浮雕人物之冠帽研究

明朝的服饰承袭唐宋。明朝门坊上的浮雕人物,因为规避朝廷法规或者害怕触犯官员忌讳等原因,多采用戏剧服饰进行“避讳”,但是同时又能满足建造者的私人需求。以临川地区明朝门坊上浮雕人物的官帽为对象,对这一现象在明代民间浮雕上的表现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