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管辂易学研究——兼论术数学的思维方式

易学可以分为两部分:理论的层面和术数的层面。学界以往对易学的术数层面关注较少,一是缘于学者对"术数"的偏见,二是术数学自身缺少系统性反思的理论大师。三国时的管辂便是试图对术数学进行理论说明的人。牟宗三曾经藉由管辂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一类知识系统,但尚有许多内容待发掘。管辂说"善易者不论《易》",这是对术数易地位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经学易和玄学易的回应。这种反对,不能从象数和义理对立的角度去理解,而应从文本和实践的区别来认识。管辂认为,术数的根本在于"神",这个神不是玄学或思辨意义上的"玄之又玄",而是实践意义中的通感和知几能力,它奠基于人自身的命限和气质中。但对于神的体悟又不能仅仅等同于"直觉"和"神秘主义",因为它对于表现的通孔——象,以及工夫论基础,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不隶属于理性、直觉或神秘主义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律管研究

律管的吹奏,在小气候不变的情况下能获得稳定的绝对音高,以律来统一音乐活动的绝对音高,乃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但围绕律管的研究,至今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扰的问题。如今以频率表示绝对音高以后,律管的研究便不再具有现实的应用意义,但它对古代音乐史研究,以及对笛类乐器的制作研究,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历来众说纷纭,疑误较多。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而非天顺三年(1459);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非明代道录司衙址;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

飘零的“革命”叙事——关露的小说及其命运研究

关露于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坛,主要进行诗歌创作,同时也涉足小说、杂文、散文等领域,其小说在显露出"革命"话语特征的同时也展示了她对个体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的观照和思考,在文学史上应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从关露早期作品中的进步倾向出发,结合其政治与文本命运,探讨了时代背景下关露的文学选择及其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创作存在的历史困境。

道家生命气化论的历史发展

道家将生命产生的机制归结为“气”的变化,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生命气化论。道家生命气化论萌芽于《老子》,在《老子》第42章中初见端倪;形成于《庄子》,《庄子》运用“气”的聚散变化及其“交通成和”的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产生的机制;《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部分道家篇章通过对生命孕育和产生之具体过程的解释,发展了道家的生命气化论;至汉代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阴阳气化产生生命现象的内在机制,将道家生命气化论推向理论高峰。

延寿观心思想考论——以《宗镜录》、《观心玄枢》为中心

观心思想是唐末、五代、宋初佛学思想家永明延寿心学思想脉络中的重要一环。延寿几乎将佛教的一切修习法门都纳入到观心的宗教实践之中,以一心释观心、以一心"妙观"统摄唯心之旨,同时又以观心坐实、印证唯心,使其宗教思想成为一个完满自足的理论体系。观心思想贯通《宗镜录》和《观心玄枢》,《观心玄枢》不仅是百卷《宗镜录》的理论浓缩,更是《宗镜录》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在延寿重构心宗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探中外最早的呈缴本及其制度与法律——以《实录》《时政记(纪)》《日历》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于2018年1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呈缴本制度"再度被以法律条款的形式确定。根据呈缴本制度与法律的特点以及历史文献推断唐朝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是我国最早的呈缴本制度雏形,或设立思想起源。而唐朝编年体史书《实录》、"宰相一人专知撰录"的《时政记(纪)》及"令史官撰写"的"新型史书体例"《日历》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呈缴本。

真实的力量 大时代的见证——评崔永元的大型传奇记录片《我的抗战》

从口述史的角度拍摄的《我的抗战》对八年抗战进行了全面的再现,作品突破狭隘的党派视角,以真实的记忆和个人化的眼光,给人们揭开了沉重的历史帷幕之一角。

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事实的真实,但并非一切事实的真实。文章试图通过不同传记文本对同一传主同一传记事实的不同描述,界定传记事实真实性的本质内涵,认为在展现传主的思想与精神气质、个性与生活经历方面,凡属客观的有根据的事实,它们则具备同等的价值。

《鲁斋郎》非关汉卿作新证

前人认为《鲁斋郎》是关汉卿所作,其错误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区分版本。从脉望馆本《盆儿鬼》不载《鲁斋郎》、张千成为鲁斋郎的仆人、正末张=与元代中后期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张=重名,以及其他三个明显不合常理的地方,都可证明《鲁斋郎》为元末明初无名氏作。

龚自珍与20世纪的文学革命

本文先从“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特征———“自我的发见”入手,探讨龚自珍思想与其相通之处;再由《病梅馆记》与俞平伯《花匠》的比较,揭示二者在反对个性束缚上的近似性;并就对独立人格的悲壮而执著的追求研究其与鲁迅的异同;最后对其爱情诗中的新因素进行剖析。全文主旨在于证明龚自珍作品中已含有“五四”新文学的若干萌芽。

体制为先与严分体制:钱钟书的“辨体”理论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都有集中体现。他往往在引述历代经典文体文献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独到的文体批评见解和论断。在其文体观念之中,“辨体”这一古代文体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又是其用力所在,主要包括体制为先与亦遵格式、严分体制与得体失体、严于辨体与文体界限三个方面。通过对其著述中相关辨体文献的辑录整理和分类分析,系统地构建其辨体理论批评体系。

大蒙古国和元朝路制的形成

大蒙古国和元朝先后设有过六种不同的路制。太宗朝设有三种:课税使路模仿金朝转运司路;大达鲁花赤监临道承袭太祖朝的政治实践,与汉地传统无关;总管府路是为了治理汉地民政的方便而设的临民机构,与金代的总管府路有较大区别,不是金代总管府路的恢复。总管府路后来成为元朝最重要的路制,是元朝在地方行政上异于其他朝代的两大特色之一(另一特色是行省制)。世祖朝也设有三种路制:宣抚司路是忽必烈行汉法而设的一种路,但存续时间很短,它的取消意味着元朝对中原王朝金字塔般中央集权体制的扬弃;宣慰司道是行省制度的派生物,不属于汉法范畴;肃政廉访司道则基本上是对金朝提刑司路或按察司路制度的继承。

管律生平与宁夏摆边——兼论管律的安边策

管律是明代宁夏一代名儒,撰有《嘉靖宁夏新志》8卷传世。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管律生平事迹进行了订补,同时对其戍边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管律提出的“守在德不在险”以及对“今摆边之谋,一举而五弊存焉”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语》训诂举例

《国语》是先秦重要的经典,文辞古奥,前辈学者有许多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研究,但还是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讨论《国语》的十个训诂问题,以期进一步精确理解《国语》。

《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条再议——兼谈《风云会》与《三国演义》

近年来,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其人是否为《三国演义》作者开始有了质疑和论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的有关于罗氏生平的有力证据。笔者以为,根据对《续编》内部的一些推导,不能否认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为一人的同一可能性,同时对两部作品的大致比较也可看出些相通之处。

“鲁诗”的刺谏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以《关雎》为例

在汉代四家《诗》中,相较于齐、韩、毛三家,"鲁诗"解《关雎》更表现出以史为鉴、针砭时弊的刺谏特征,其在语言风格上也更趋于质朴严谨。"鲁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解诗风格,应与申公传习春秋学与其治学为人的质朴谨严有密切的关系。

《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

新时期文学中,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很多作家共同的追求,出现了地域民俗、地域方言与文学创作强有力的渗透与交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白鹿原》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在这部小说中,关中民俗文化和方言渗透到方方面面,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关中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