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系18世纪中叶南北代表性官话口语文献,同时而异域,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表明: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第二,从词汇视角考察明清南北官话之争切实可行;第三,汉语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

关幼波重用生黄芪论治肝积经验

现代医学中“肝硬化”“肝癌”等慢性肝病均可归为中医“肝积”范畴,临床病因见于正气内虚、情志内伤、服药不当、饮食不洁等。关幼波认为肝积病机关键为正不抗邪,虚损生积。临证围绕“调理肝脾肾,中州要当先”和“审证必求因,气血为主题”特色学术理论,以“气血辨证”和“中州理论”双重视角分析疾病,指出治病求本必当以补为要,治疗原则为益气健脾畅中,使正气得盛,疾病趋之向愈。组方以大量生黄芪为君,调气和血,中宫得立,固本清源,正复邪祛。

血管回声跟踪技术对冠心七味片干预兔动脉早期粥样硬化疗效的评价

目的利用血管回声跟踪(ET)技术评价蒙药冠心七味片在兔动脉粥样硬化(AS)早期干预后血管弹性的变化。方法60只雄性新西兰白兔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于第8周末再随机均分为高脂对照组、蒙药低剂量组、蒙药高剂量组、辛伐他汀组,各组分别于12、16周末利用ET技术测量兔腹主动脉弹性指标:弹性系数(Eρ)、硬度指数(β)、顺应性(AC)、脉搏波速度(PWVβ)。结果与高脂对照组比较,高脂喂养第12周末及16周末蒙药高剂量组、蒙药低剂量组、辛伐他汀组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值均减低(P<0.05),Eρ、β、PWVβ均减低(P<0.05);与高脂对照组比较,蒙药低剂量组、蒙药高剂量组、辛伐他汀组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强度增高,灰度值下降,测量及分析分别在高、低倍镜下进行,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12、16周末各组VEGF表达的灰度值均与β呈负相关。结论ET技术可作为早期抗AS药效评价方法,冠心七味片通过抑制VEGF的表达来延缓AS的进展。

《灵枢官能第七十三》学术思想刍议

《灵枢官能第七十三》是为《黄帝内经·灵枢》的重要篇章。本文从"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必知天忌,乃言针意"、"用针之要,无忘其神"、"上工救其萌芽、不治已病治未病"、"明于五输,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泻必用方,补必用员"、"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几个代表性语汇入手,就其中医针灸的学术思想特点进行讨论。《灵枢官能篇》论述了针灸医师必须具备性格平和沉稳、知识渊博、医德高尚的人品;必须具备正确辨证施治的医师基本功;还论及了针刺手法补泻、针和灸的不同适应症和治未病的理论;这些都为后世中医理论,特别是针灸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管子》“廉”思想探析

《管子》借鉴吸收先哲思想中"廉"的智慧,并赋予它充沛的生命力。《管子》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使之成为立国的四大纲要之一。《管子》的"廉"思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具体表现为:廉正为人、廉洁奉公、廉明治国。《管子》的"廉"思想在哲学、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观棋》作者、异文考

唐诗《观棋》历来有两种版本,分别对应不同的作者——温庭筠与段成式。传统看法认为,《观棋》为段成式所作,和温庭筠无关。根据作者创作情况及文本文化内涵考证,《观棋》实由温庭筠原创,后经段成式修改。"黄羊""成都"等改字,体现出古典文献和围棋艺术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观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再论高启之死

自明初迄于当代,关于高启之死原因的观点主要有:以诗得罪说、辞官得罪说、苏州人身份说和政治斗争牺牲说。这些观点都不能解释高启之死的真正原因。其实,高启之死是明初众多文人罹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死仅仅是因为在明初刑用重典和朱元璋反复无常及雄猜好杀的背景之下因"魏观案"连坐而死。高启之死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一方面是因为时人因政治忌讳隐晦其辞,后人更热衷于附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务求深刻的思维方式。

齐国是中华兵学的摇篮

中华兵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取得领先于全人类的伟大成就.齐国作为当时的强霸之国,对中华兵学的诞生、发展与成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出许多光辉的战例;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兵家人物与兵书著作均出自齐国。因此,齐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华兵学的摇篮。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罗贯中籍贯太原说新证

罗贯中的籍贯是中国文学史的重大悬案之一。近期学术界否定罗贯中为太原人的文章、书籍较盛,影响颇大。《罗氏族谱》、《罗氏神轴》等文物的相继发现,证实了罗贯中确系太原府祁县河湾村人,由此,这一文学史悬案基本得以廓清。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林之奇《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

《观澜文集》,南宋福州人林之奇编纂。林之奇受吕本中影响,是一个讲究文学的人,评价人以文采华丽为第一。因教学之需,林之奇编辑《观澜文集》,主要收入了先秦至北宋末年文学史上的名家,如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曾巩、苏辙、王安石等人名作,鲜明地体现了他重文的文学观念。《观澜文集》影响着吕祖谦,及其吕祖谦的门人,以及明代的朱右、唐顺之、茅坤诸人,对明代文学史上提倡唐宋文学的走向及唐宋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徽州契约文书词语“起业”释义

在徽州契约文书中,"起业"一词时有出现。"起业"和"管业"、"拘业"、"执业"等词,是一组近义词,都是"管业"的意思,即为管理产业之意。

近年《鹖冠子》研究简评

总结近年来《鹖冠子》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看法：１． 《鹖》的作者不只鹖冠子一人。２．《鹖》是否提出元气论仍值探讨。３．《鹖》的篇卷愈来 愈多的原因。４．《鹖》 是否伪书值得探讨，其成书年代在战国秦汉之际。５．有关《鹖》的版本和注释研究简介。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