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而有灵:关羽图像演变

三国至五代时期的关羽图像存而不详;宋金元为其多元的滥觞期;明清则是文武并存的人、神、帝繁荣景象。图像是神存身之所,世人认为关羽图像能自我完善保护,有御敌、治病、除恶、帮助科举功名、举子、避水火灾祸、驱邪等功能;以广像、重饰等行为,示其虔诚。关羽图像是造神运动和世俗化过程交互缠绕的结果,经历了由人而神而圣再回复到人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相互排斥、吸收和交融的产物;神之灵否与像之优劣及信徒虔诚度成正比;关羽图像分文人画和世俗画,二者共同构成关羽画像的丰富繁荣;其流变是各种艺术交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

皇权政治背景下的奇特景观:忠文化与关羽崇拜

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推行"忠君"文化,倡导关羽崇拜是其重要环节。历史上,关羽一度是以"义""勇"形象出现在世俗社会中的。后来被塑造成"忠"的典型而加以顶礼膜拜。明代对关羽的崇拜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清代则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上演了最后的疯狂之后,忠君文化终于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羽崇拜东传与朝鲜汉文小说的关圣叙事

壬辰抗倭战争后,朝鲜王朝虽然在南原、汉城等地先后兴建了六座关王庙,但却备受冷落。自肃宗朝开始,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关羽渐为朝鲜人民所推崇,一度成为朝鲜王朝的保护神,关王庙的祭祀等级也上升到国家层面。朝鲜半岛的＂关羽崇拜＂不仅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文以朝鲜半岛的关羽接受及其关圣故事的小说叙事为研究对象,探讨关羽崇拜的接受过程,解析汉文小说关圣叙事的文化内涵。

谁值得最信任?——基于关帝崇拜中的“名分信任”

关圣帝君作为一位身后被朝廷多次赐封的圣人,被民间大众虔诚奉祀为武财神,大众对他的崇拜可谓传统中国最有道德想象力的崇拜方式。在此崇拜之中,包含了一种根源于圣人崇拜的名分信任。这种名分信任,既有关羽之忠义仁勇的道德象征及其名分,亦有中国信俗崇拜的层层强化,呈现出深厚而强烈的圣人正义感、神圣庇护感、人际依赖感,乃至作为人际是非中的神圣判决,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涵。梳理和研究关圣帝君崇拜关系中的名分及其被无数民众视为神圣的信任特征,当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当下信任淡漠、缺乏规则等社会问题。

以关公信仰为载体的明清时期晋商精神探析

历史真实中,明清时期晋商对于关公的神性信仰深刻地影响着其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使其行为具有明确的理性特征。从个体精神的内在依托、群体精神的价值同构、商业文化的外在诠释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期对关公信仰与明清时期晋商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展开思考。

关公崇拜从中国到韩国的传播与演变

明清之际,关公崇拜在中国达到鼎盛时期。壬辰倭乱,抗倭援朝明将进入朝鲜,在朝鲜半岛建立了第一座关帝庙。从此,关公崇拜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崇拜之风在朝鲜半岛几经沉浮,折射出朝鲜王朝不同时期的文化意蕴。至今,关羽的形象仍流传在韩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关羽崇拜与关羽形象的演变及诠释

历史上的关羽并无绝伦超群之处。宋元以来,在统治者的提倡之下,关羽崇拜之风日盛,明清时期到达顶峰。宋元时期关羽形象的演变以及明清时期关羽形象的诠释与关羽崇拜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关羽崇拜及关羽形象的演变作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现象,寄寓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种种观念、向往和祈愿,承载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反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的轨迹。

唐德宗君臣与关羽崇拜

唐德宗在建中三年接受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以关羽配享姜尚;建中年间郢州刺史郎士元游关羽祠,表达了对关羽的钦敬。贞元元年平叛元戎李晟夜梦关羽请求助战;而贞元二年曾任宰相的刑部尚书关播奏请罢祀关羽等诸将;贞元十八年荆南节度使裴均令地方重修玉泉山关羽庙并命董侹撰文。这些事件的汇合使得唐德宗君臣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关羽崇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帝王崇拜关羽的系列中,唐德宗无疑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略论关公与关公文化

关公的原型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属下关羽,忠于刘备,勇武善战,驻守徐州与襄阳,后兵败被杀。他的真实形象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作为英雄人物被纪念,另一方面受到许多朝代的加封逐渐被神圣化。同时,关公作为一个被赋予了"忠、义、仁、信、勇、智、礼"等诸多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其形象在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得到多次的重塑。作为儒家的武圣人、佛教的伽蓝神、道教的崇宁真君以及民间最为灵验的正义、助学、赐福与助财的庇护神,关公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认同与接纳,成为三教合一的神灵。在当代,关公及其文化意蕴成为旅游文化产业着力开发的厚重资源,不仅是山西运城、湖北当阳与河南洛阳等地争相挖掘利用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而且日益成为遍及全国乃至于世界各地的山陕会馆、关帝庙以及与其忠义相关的文化品牌。

“关帝崇拜”文化现象三题

关羽祭祀的"推广"与三次神异之说有关,分别为佛教、道教与官方所造作;关羽称"帝"也是经过一段演变过程;与关帝庙并存的"三义庙"反映了民间价值标准,这与小说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论明清时期宁夏地区的关羽崇拜

关羽作为一名武将,在其死后逐渐被神化,受到佛道和统治者的崇祀,到明清时期成为无所不能,各阶层普遍信仰的神灵,宁夏地区亦存在广泛的关羽崇拜。为了抵御蒙古侵扰,明政府在宁夏地区设立宁夏镇和固原镇两大军事重镇,关羽成为护佑边塞地区军民的保护神。清代,随着北方边患的消除,宁夏地区人口增多,商业得到发展,关羽崇拜更盛。关羽作为一种多功能化的神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代伊犁驻防族群关羽崇拜与戍边精神的凝结

平定准噶尔后,伊犁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以伊犁九城为中心的驻防格局逐渐形成。满、汉、锡伯、察哈尔、厄鲁特、达斡尔、鄂温克等族群皆参与戍守边疆,他们由起初的频繁轮换到携眷长期驻防,各驻防族群之间相互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一个政治军事型的边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型的边疆,其中,关羽崇拜在清代伊犁戍边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文化整合作用及其重大影响。

唐宋时期的关羽崇拜与文人笔下的关羽形象

唐宋时期是关羽形象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忠勇、仁义的化身,关羽已经成为当时民间和文人的崇拜对象。对关羽的民间崇拜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文人主要则是通过各类作品表达对关羽的敬慕和个人家国情怀的抒发,文人作品中的关羽形象既是对前代关羽形象的继承亦是对当时关羽形象的重新整合与塑造。本文主要以唐宋时期的传世文史作品为研究对象,旨在对这一时期的关羽崇拜和关羽个人形象发展进行探究与考辨。

朝鲜时期武庙的性质和关王庙的变迁

关王庙最初的建立是在朝鲜壬辰倭乱时期,起初是应明朝大将的要求修建而成。后来,关王庙逐渐由首都汉城扩散至全国各地。关羽作为胜利的化身,受到崇拜信仰源于明朝。当时,将士们企盼关羽能够保佑自己在战场上胜利凯旋。后来,关王庙成为朝鲜帝王教育大臣对国家尽忠职守、对国王忠孝节义的必需的政治场所。因而李氏朝鲜祭拜关羽的祭礼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荆州民间信仰与关羽崇拜的形成

荆州民间信仰中,有悠久的巫鬼信仰与祠祀传统。荆楚民众宗教信仰,有非常强的功利性。万物有灵,能够影响生活的人、物和事都可能成为敬畏和祭祀的对象。善者求其保护和赐福;恶者小心供奉,以求免予其侵扰,不作恶一方,消灾免祸。关羽生前威镇一方,却死于非命。在民间的巫鬼观念中,自然满腔怨气,变为厉鬼复仇,且因其是武将,力量强大,破坏力更大,更加令人畏惧,在民众中的影响更深远。而关羽自身有许多民众敬重、向往和渴求的品质,促使关羽在荆州民间的形象向善的正面方向转化,最终使荆州民间对关羽的畏惧转化为崇拜。从而使得佛教、道教等宗教在传播中也需要借助其影响,因此关羽崇拜进入主流文化,走向全国。

从关帝信仰崇拜看孔子儒家思想对中国统一大业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世界华人共同的思想信仰 ,关羽是中国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典范 ,发扬尊孔敬关的民族心理共性 ,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

关羽兵器考

蜀汉大将关羽,以其忠义勇武成为当世名将,随着时间的发展更是成为后世崇拜的偶像,被尊为"武圣",和"文圣"孔子平起平坐。关羽冲锋陷阵使用的兵器也成为后世学术界积极探索的课题。

明代山西关羽信仰的特点及其影响

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呈现出民间化、普泛化和地域化的特点,且与其他地区关羽信仰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一是关羽本人内在人格和精神的升华,二是地方官对关羽信仰的推崇,三是民间信众功利目的的促进,四是“敬神崇礼”地方风气的浸染。关羽信仰在明代山西产生的影响表现为:维护统治秩序、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充实区域文化和丰富社会生活四个层面。通过考察关羽信仰在明代山西的特点与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代山西的关羽信仰,与当地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与地方传统文化紧密结合。随着时代的变迁,崇奉关羽的现象逐渐演化为一种信仰文化,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信仰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

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

山西沁县博物馆保留有一方北宋元丰三年 (10 80 )的新建关庙碑刻 ,记录着威胜军一旅参与抵抗交趾时受到关羽率阴兵护佑的情景 ,并追溯到狄青平定侬智高时的情形。本文考探狄青、郭逵、立碑主帅王文郁及与苏轼谈论“说三分”事之王彭 ,俱为先后戍守西夏前线之宋军主将 ,而王彭转述“说三分”事 ,且正好跨越西夏前线将士征发侬智高及交趾两事之间。宋军中的关羽崇拜实为沿袭唐代毗沙门信仰之遗绪 ,直到金代犹存。今存桂林龙隐岩之至和二年 (10 5 5 )摩崖碑刻有“擎天得胜关将军”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