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传记

司马光不仅擅长写作史学巨著,同时也擅长写作单篇的传记文。他的文集中留存有几篇传记文,包括伟人传、平民传、寓言传和宠物传等。这些传记具有宣扬"仁义"的鲜明特色,可视为北宋单篇传记的典范作品。

《考工记》中车制问题的两点商榷

《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生产专著,其中就车制论述颇多,一些疑惑也随之而生.刘广定教授比较了《考工记》所记载的"轮径/牙围"值与秦陵出土的一号铜车该比值,从而推断《考工记》成书于秦代.此说值得商榷,因为该车车制上其他多项并未符合《考工记》之规范.还讨论《考工记.轮人》中"量其薮以黍"的解释,认为其意应该是用黍测量车两毂中空的容积是否相同.

清代“四作”家具的风格特点浅析

以清代苏作、广作、京作、晋作(简称“四作”)家具为研究对象,以其各自的发展背景和地域特色为切入点,阐析了“四作”的主要工艺及风格特点,探究了传统家具制作工艺的演变历程。指出了家具的设计应从人的需求出发,在充分考虑当地风俗的基础上,由使用材料和手工工艺共同作用,从而形成独具匠心的艺术特色。

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

《太平广记》被清代四库馆臣称作“小说家之渊海也” ,其书对于宋前文言小说的保存、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鲁迅先生在研究宋前小说时主要依据此书。人们在研究《太平广记》纂修时多从政治角度考察其成书缘由 ,而忽略了其书编纂的文化因素。为此 ,本文把《太平广记》视作文化行为进行研究 ,从文献典籍散佚严重、宋太宗自身的文化修养、唐代小说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太平广记》成书的文化内因 ,笔者以为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各种文化因素共同促成的 。

光聪谐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

光聪谐是清代桐城派中期重要作家,他的家世、生平及著述情况一直湮没无闻。他出生于寒素之家,师从桐城派鼻祖姚鼐,早年以坐馆谋生,后官至直隶布政使。他为官期间颇有政声,却于中年遽然引退,晚年避乱杭州,并未参与镇压太平军。他以经学名世,文学成就亦深得同人赞赏,有《稼墨轩集》、《有不为斋随笔》等多种著作传世,并致力于乡邦文献搜集整理。

简论司马光诗歌的艺术特色

司马光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但他并非不能诗者.。从其诗歌的实际创作来看,不仅数量多,共有1200多首,而且他的诗歌在表达方式、表现手法以及内容方面都颇有特色。这些特点的形成又与司马光的性格密不可分。

归有光经解文研究

目前对于归有光在他的时代树立其文章家地位的经解学术性文章的研究,完全是一个空白,这类散文对理解归有光的成就而言,实际上是除事关天属类散文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归有光的经解学术文基本上承继了吴澄的学术观点,试图拨去后世儒者的附会及象数、阴阳学派的神秘玄虚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太谷学派一传大弟子李光炘的《李氏遗书》

太谷学派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学派,又称新泰州学派,其一传大弟子李光火斤讲学于泰州、扬州,据国学大师柳翼谋、李审言和刘师培的评述,其代表作《李氏遗书》中不仅反映了其师周太谷的名言与思想,而且融摄儒、释、道、墨诸家学说,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变通、以人为本、实学实用等新思想。

新世纪两岸文学关系的互动与冲突

余光中和陈映真在反对台独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但两人的历史积怨太深,故余光中给自己向历史自首打了个问号,陈映真由此觉得对方缺乏"自首"的勇气和诚意。张爱玲著作版权争夺战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一场两岸关于张爱玲著作权、诠释权的争夺战。李敖贬鲁迅,说穿了是为了抬高自己。他那即兴式、表演式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从王光祈的“工读互助运动”与“音乐学研究”反思王光祈的救国理想——纪念王光祈诞辰120周年

王光祈,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20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始终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于1919年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同年底始创"工读互助团",大力开展"工读互助运动",后留学德国,转向"音乐学研究"。他在"工读互助运动"和"音乐学研究"中反映出的救国理想,源于现实,着眼于个体的人,立足于"救人"—"救族"—"救国"。其理想所赋予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对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

戚继光与《孙子兵法》——兼论经典理论著作的实际运用

孙子和戚继光都是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二人皆出生和成长于齐鲁大地,且都高度重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戚继光强调正确理解《孙子兵法》的基本内涵,将其深邃思想与现实相结合,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并根据自身长期作战经验对其某些内容进行阐释和补充,撰写出新的理论著作。这对当前人们学习和运用经典理论著作有着深刻的启迪。

《广舆记》与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城址经纬度推定过程研究

近代欧洲刊行的第一部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新图志》的地图与图说主要是由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基于返欧时随身携带的《广舆记》编制的。通过解读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广舆记》“工作本”上的卫匡国亲笔批注,结合适当推理,可以尝试重构卫匡国在工作本分省图上推定城址经纬度的方法与过程。卫匡国仅以极少量控制点的实测或预设经纬度值为基础,为其余一千七百多个城址做了经纬度赋值,这是其制图的核心步骤。虽不具备充分“准确性”,却成功地将中文分省舆图有效地转化成符合当时欧洲制图业标准的西式地图集。

绝佳的诗艺与纯美的诗境——余光中《碧潭》解读

余光中的《碧潭》像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古典诗词讲究意境营造的传统美学风格,另一方面又大胆学习西方诗歌注重语言技巧求新求异的创作方向,以绝佳的诗艺绘出诗美的至境,可谓诗歌艺术的典范。

选本传播与经典生成——从“两拍”蓝本说起

“两拍”是中国拟话本小说的巅峰之作,其题材来源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文言小说选本《广艳异编》与拟话本小说“两拍”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题材重复现象,被研究者认为是“两拍”取材的渊薮,但通过文献比对发现,《广艳异编》并非“两拍”的蓝本。由此引发我们注意到学界在进行“两拍”源流探讨时往往忽视选本乃编选他人作品而非原创这一本质特征,只要研究对象与选本之间存在关联就认为该选本是其素材来源。究其原因在于忽视了文学流变中选本传播推动经典形成这一事实,中国小说选本夥矣,不能以一部选本的选编当成唯一来源,更不能把选本当做文学创作。

《增广校正和剂局方》目录考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成书于北宋大观年间,自成书以来历经900余年,流传古籍版本众多。国内流传古籍版本均为元代后的十卷本,宋代最初五卷本在国内不见踪迹。得益于马继兴、郑金生团队对于海外流传中医善本古籍的发掘,我国从日本得到南宋五卷本《增广校正和剂局方》残卷,经研究其与现存十卷本差距较大。因历史原因,现存五卷本遗失第一、五卷,不见目录、序、跋等,现根据《中国医籍考》及通行十卷本目录对比研究后,将五卷本目录补齐。

前蜀杜光庭记传类文献词语考辨数则

前蜀道教学者杜光庭撰述了大量记传类作品,其用语能够较好地反映晚唐五代语言的真实面貌,是研究近代汉语的宝贵语料。选取作品中6条词语,对其词义展开考辨:“龛子”是用以容纳人或物品的器具,“煦工”“煦力”指受雇出卖劳力,“功煦”则是出卖劳力之人,“力”指财力、财富,“轻果”为轻率、冒躁义。考证中参考了《汉语大词典》与《近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辨析并指出其在收词、释义与引证等方面的疏漏,揭示了道教记传类文献对辞书编纂的价值。

五四时期王光祈社会改造思想之考察

五四时期,王光祈结合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指导,在《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多次撰文,就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重要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予以解决的具体主张或方案,从而形成了他的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王的社会改造思想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依托,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也存在着排斥"主义"和"政治活动"等偏向。

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

本文在吸取前人、令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及实地考察,对隋唐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设施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地理复原研究。其中,时龙首流路的补正、黄渠下游的推测、昆明池进出水道的考定,漕渠与滋堤、广运潭的关系和城内外井泉分布的研究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可与《西安历史地图集》互补。

《稽古录》发微

宋代司马光所撰史籍《稽古录》的存在,几乎被巨著《资治通鉴》的光芒所遮蔽,迄今为止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缕述了《稽古录》的成书经纬与内容构成,论及了《稽古录》与《资治通鉴》的关系,并指出了《稽古录》不同于《资治通鉴》的私家著述性质,同时还梳理了历代评价和版本源流。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对历史影像模糊的《稽古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