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实践审思与路径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核心区域,其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响应全面开放新格局、服务区域一体化进程、助推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及应对产业升级对高质量技能人才需求等多个层面。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体系完善、资源分配、国际化深度等方面的存在不足。在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地审思解析现有问题,从宏观政策引导、微观教育实践两个层面出发,提出探索适应大湾区特点与需求的新时代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路径与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存在地区差异,即珠三角地区公众参与、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低于港澳地区。随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揭示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共治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治理中政府监管满意度对公众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参与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公众参与产生正向影响。食品受害经历对风险感知和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食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即有食品受害经历的个体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愿更高。研究结论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食品安全跨界合作与社会共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香港地区与内地教育合作模式和制度创新研究

回归以来,特别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后,香港地区与内地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愈加紧密,但是学界对两地教育合作模式和制度创新的研究和梳理较少,特别是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阙如。本文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和罗湖港人子弟学校为案例,总结香港地区与内地在高等教育、高校科研和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模式及制度创新经验,同时提出深化两地教育合作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跨境协作机制研究

作为“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粤港澳大湾区肩负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重任。有组织科研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合作的新形式,“四个面向”为高校科研合作的组织形式创新指明了方向,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有组织科研面临跨境协作组织不够健全、科技人才自由流动受限、科研经费跨境流动不畅、技术合作及设备共享受阻、高校科研合作制度尚未健全等问题,跨境有组织科研的实质性进展比较缓慢。为此,粤港澳大湾区应加强央地协作的顶层设计,健全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跨境协作机制;加强府际协作的中层链接,促进三类高校各司其职实现有组织科研;加强内外协作的基础保障,优化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治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协调发展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展望

总结了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协调发展过程中5个方面的主要做法及经验:①构建了跨领域、跨层级、跨地域协同管理体系;②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的合作;③以创新驱动,缩小湾区内医疗发展差距;④数字化为医疗健康协同发展培育了新动能;⑤中西融合,促进了湾区医疗体系的多元化建设。提出了推进“健康湾区”进一步协同发展的6个方面建议:①推进三地的法律建设,加强三地医学法律建设;②组建大湾区医学科创委员会,制订协同发展规划;③加强医学人才交流,推动产学研的进一步发展;④加强数字化转型,提高湾区医疗服务能力;⑤大力推进大湾区医疗产业布局;⑥发挥中西医融合的优势,促进健康湾区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粤港澳经济合作从互通有无到“互为依托”的探索起步期到港澳回归背景下的快速成长期,再到国家重大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全面合作期,其合作的能级不断提升,层级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粤港澳经济合作有力促进广东、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巨大飞跃,加速了经济合作与科技进步的同频共振,激发了社会民生合作的蓬勃发展,为推进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粤港澳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障碍。因此,加强大湾区内部规则衔接和体制机制对接,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深化区域创新合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以文化融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构建“异托邦”:俄罗斯北极旅游空间开发的前景展望

在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两国区域经济合作日趋深入。本文以“异托邦”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空间开发为依托,重新审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异质性,探讨其旅游空间的构建策略。同时,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对接国际市场,寻求参与北极开发利用的机会,在旅游领域同俄罗斯北极地区已开展初具规模的合作。考虑到粤港澳地区独特的优势和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发展需求,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基础,有望为北极旅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粤澳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冲突与因应

粤澳属不同法域,在个人信息与数据的立法保护水平、跨境流动规制等存在显著法律冲突。除了提高本土的数据保护水平,作为互通“白名单”的前提,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赋权下,粤澳还可以利用协同立法为手段,采取“双向规范”的策略,即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实体法来减少法律冲突(冲突产生前),通过制定统一的冲突规范解决法律冲突(冲突产生后),以此实现数据流动自由最大化的目标。

广东“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经验对江苏的启示

广东作为中国沿海的开放大省,近年来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多元化的科技创新合作。通过推动与这些国家的科技合作,广东成功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并推动了创新资源要素的全球配置。文章对广东在“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方面的创新特色经验与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借鉴学习广东的相关做法,有助于江苏进一步提升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能力。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②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③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

中西部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与粤港澳大湾区近邻的中西部地区纷纷抢抓这一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谋求自身发展与振兴。调查发现:战略领航,科学规划;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对标湾区,创新机制;搭建平台,互联互通等是中西部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谋发展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但中西部地区在融入的过程中尚存在视野相对狭窄、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需要站在更广阔的视野,统筹谋划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聚焦关键领域和合作重点方向,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中西部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并轨,构建互联互通的格局;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化、常态化的有效工作机制,促进形成紧密型合作机制。

珠海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的对策——基于大湾区城市的比较分析

根据科技创新相关理论,从创新高地的投入与产出方面比较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能力。研究发现,珠海科技创新存在研发经费来源单一、高等教育实力不强、与香港科技合作层次较低、产学研效果不佳等不足之处。因此,提出拓展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引进港澳科技创新资源、组建大学科技园区、搭建产学研信息共享平台等对策建议,为珠海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高地提供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合作发展:现实挑战及路径选择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教育合作是深化大湾区教育发展的基石。当前大湾区基础教育合作面临合作意识和动力不足、政府协调主体定位不清晰、基础教育合作制度供给不足、交流合作层次较浅等问题。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将阻碍教育合作向纵深层次拓展。对此,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建构合作机制;创新运行机制,激活大湾区基础教育合作的内在活力;组建学校联盟,深化湾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合作;整合资源,推动大湾区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国外典型跨境合作区治理比较研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一国两制”下跨境治理的新实践,具有“两制”的刚性约束,决定了国外理论和经验难以拿来就用,但上莱茵、奥瑞桑德、柏林—勃兰登堡三个典型跨境合作区在跨区域协同治理制度建构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跨境治理的共性,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其差异。三个国际典型跨境合作区在组织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等方面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具有借鉴价值,即:建立健全法律协调机制;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资源整合,促进社会民生共融衔接;以产业合作为导向,构建制度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快落实合作区建立常态化评估机制政策,推进合作区决策程序科学化、合理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理论的新实践,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地。与此同时,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难消除、城市之间行政壁垒难打破、社会内部软硬件结构性矛盾难调和等原因,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港澳政策地位虚化、各参与主体重视跨境整合而忽视城市整合,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官方与民间的连接中断或卡壳等问题。鉴于此,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理顺大湾区发展目标及政策思路,以“湾区整体”思维谋划发展的同时,强调城市间错位发展的互补性、协同发展的互促性、开放发展的便捷性;二是促进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和相关制度改革,拆除大湾区内部地方保护性行政壁垒,统一市场竞争规则和产品、行业标准,实现优势产业、创新企业的重新布局;三是构建央地制度化协商机制及官民常态化沟通平台,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管理组织与沟通机制,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服务社区居民的功能,以及支持半官方及民间大湾区交流机构、组织、平台搭建,使之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桥梁。

技术还是制度: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瓶颈约束及路径创新

公共服务合作有利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民生福利,有利于大湾区持续高质量发展。由于技术及制度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仍存障碍,迟滞了大湾区一体化深度发展进程。研究发现,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不足,既有制度方面的无形约束,也有技术方面的有形约束,其中制度创新不足是根源。粤港澳大湾区应以创新公共服务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提高湾区内公共治理的技术能力,主要包括:夯实国家认同的公共价值、完善配套制度对接、建立公共服务民主决策机制、统一公共服务合作技术标准、优化公共服务合作技术手段等方面。研究成果的边际贡献在于同时将制度和技术置于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在制度多样性前提下,解构了技术一体化路径,进而精准性提出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护理本科人才合作培养的SWOT分析

目的 本文旨在对粤港澳本科护理人才合作培养进行SWOT分析,以评估其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大湾区护理人才合作培养的建议。方法 通过收集相关文献和研究资料,运用SWOT分析对粤港澳本科护理人才合作培养进行分析。结果 优势包括大湾区护理事业合作具有良好环境、医疗教育资源丰富;劣势涉及三地护理教育存在差异、教育合作要素自由流动受限;外部机会包括政策支持、联盟支援;威胁包括无法便利执业、合作培养机制不健全。结论 结合自身的优势,大湾区应该抓住政策支持的机遇,以社会背景为导向整合资源,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护理联盟作用,创新合作培养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从公私权益、湾区意识以及数字时代三个向度层层递进,可联动证成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制度理性。然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阻碍了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进而制约了整体性保护的实效。为协同保护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粤港澳可从立法、行政、救济三重向度循序展开。首先,立法理念、立法形式、立法主体等立法元素需要互动与交融,确保立法及时回应粤港澳大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其次,以形塑多元共治的湾区治理结构为导向,依托知识产权互认机制、知识产权增值机制和数字保护模式,协同建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事务协调机制。最后,通过知识产权调解、知识产权仲裁和国务院府际纠纷裁决,系统建构公私合作治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贵州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贵州扩大开放合作的主攻方向,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贵州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贵州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互补性分析认为,贵州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应以珠三角为重点方向,以工业为重点领域,瞄准化工及新材料、大数据、加工贸易、健康医药、新型建材五大重点产业精准对接。在此基础上剖析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因素,并从加强统筹引导、建强产业合作平台等方面提出贵州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的对策建议。

基于尺度重构理论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动力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是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的繁荣和稳定。尺度重构理论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基于尺度重构理论,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区域,粤港澳地区自改革开放至今不断发生尺度重构,其合作发展过程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地区经历了从自发性经济合作到制度性合作及空间融合发展的过程,并在不断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推动了区域的尺度重构,包括应对产业发展、资本流动的危机以及社会经济稳定的需求。在此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及地方政府推动了粤港澳地区的尺度重构。与西方国家相似,中国的尺度重构也经历了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过程,并通过柔性尺度调整工具和刚性尺度调整工具进行尺度重构。在粤港澳地区合作发展前期,珠三角地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尺度调整工具进行尺度重构;在大珠三角时期,区域规划等柔性措施作为主要的尺度调整工具;到了粤港澳大湾区时期,国家加强权力介入,通过区域政策、基础设施等柔性尺度调整工具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结合了柔性和刚性尺度调整,使两种尺度调整工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