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华侨商人在越南的经济实力消长研究(1600—1840)

在所有方言群中,福建人移居越南的时间最长,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帆船贸易时代,大批福建籍商人出国谋生,但由于热衷政治、嘉定屠城、移居地变化、会安衰落等原因,福建人在越南的数量和商业实力逐渐下降。而这一时期广东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在华侨商人的推动下十分活跃,广东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人数增加,积累了大量财富,商船队伍庞大,从事广东与越南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把越南南圻的大米等商品运到中国,以供给华南。在民间贸易需求的驱动之下,随着华南与越南之间大宗商品贸易的繁荣,广东华侨商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批移民群体适应并强化了这一需求,对越贸易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福建商人,在中国华南与越南的海上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代粤商渗入广西的商业路线和业务内容探微——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研究之三

文章通过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对粤商入桂的基本商业路线及基本商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出结论认为:凭借特定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业务,入桂粤商在广西营造起了相对独立的、在广西城镇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行业系统。

粤商人格特征论

在岭南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和经济活动中粤商形成了讲求实际、敢想敢干、灵活善变、迷信及淡泊政治的人格特征。

“粤商”企业文化创新研究

“粤商”企业文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粤商”很有必要对企业文化进行创新。为此,应对岭南文化和粤商家族企业文化去粗取精,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将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内部管理创新相结合,全方位创新“粤商”企业文化,塑造“粤商”企业形象。

中国梦与粤商文化内涵新解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之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梦。近代兴起并于改革开放大潮再次崛起的粤商在发家致富的发展壮大中,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为支撑形成了新粤商文化。中国梦和粤商文化相同的内涵集中在致富、实干、强大等方面,从而建构了中国梦与粤商文化研究的价值。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中国近代史视角下粤商文化精神考辩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受到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广东商人的文化精神特质有了更加明显的表象:连年战事让粤商更加强悍好斗、敢想敢干;政商恶斗让粤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全面开埠逼使粤商更善长对外贸易;热衷以商人会馆这种物态形式传播岭南文化;好善乐施反哺社会等,这些特质在当代粤商中依然传承。

南海孔氏:清代广东大盐商家族研究

本研究以新发现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南海罗格《孔氏家谱》为中心,考察清代后期广东大盐商南海罗格孔氏的家族式经营,探讨清代后期两广盐商与地方政治、文化的关系。《孔氏家谱》记载,孔子第五十三世孙细祖元时期迁入南海罗格,四房若浦祖第六十七世孙毓泰乾隆时期由幕业转而经营乐昌总埠起家。毓泰与次子传颜以其直系子孙为核心,通过聘请其他房支子孙协助打理埠务形式经营乐昌总埠,乾嘉之际扩张为跨湘粤两省共计11埠的乐桂总埠。罗格孔氏五代子孙接力经营乐桂埠业,盐销量占据省河总量的16%,跻身省河大盐商之列。乐桂埠业的成功,不仅使孔氏成为大盐商,还科举出仕、与广东军政大吏交游以及以藏书享有盛名,以此在军政、文化等方面奠定其岭南簪缨、仕宦大族的社会地位。乐桂埠商孔氏还与其他大盐商共同推动了乾嘉时期两广盐区改埠归纲、改纲归所的改革。

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出台原委析论

乾隆朝的"一口通商"海疆政策作为清政府禁止西洋人前往江、浙、闽三地贸易的禁令,既不是出于对西洋人和国人正常商业贸易的限制,亦非对粤、浙海关之间争利的解决方案。随着中外贸易发展,"奸民"常在,"夷商"时来,二者之间的经济交往甚至"相互勾结"已成常态,清政府对其防范亦与日俱增。清政府通过在广州设置官办或官管商办机构的方式以限制和减弱"民"与"夷"的接触,把西洋人的商业行为囿于粤省一地,其实质不过是清王朝面对西人东来、民夷交往过于频繁的无奈之举。

商团事件后广东商团社会职能的消解与更替

商团事件后,广州商团被没收团产、罚款、缴械和解散。周边商团因有附乱行为,亦被惩处。部分商团顺从政令,也有投机规避,甚至武力反抗者,商团事件之善后因此并不顺利。广州商团的解散使广东商团和广州商人失去领导核心,军匪乘机大肆祸害商场。为保卫商人并维护商场稳定,广州商人组建市商团、市民团和保商队等商人自卫组织,然皆遭挫折。商团解散造成的社会治安职能空缺,主要由滇军主持设置的军警联合督察处及公安局填补,地方救济与救火事务则由商人协同其他团体和政府共同负责。广州商人虽然缺少商团这一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聚合中心,但仍以其雄厚实力与既有经验,在地方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

晚清澳门华人赌商的产业投资及其特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经济转型以及专营制度的实施,澳门的赌博业保持着稳定、规范和快速的发展,一批华人赌商迅速崛起。以何连旺、王禄、卢九为代表的一批赌商,在从事赌博业的同时,根据赌博业的特点以及广东地区产业的迁移,投资了金融、房地产、炮竹、缫丝等产业,并取得不俗的业绩。受到粤澳政治关系、粤澳经济波动以及赌博业自身因素的影响,赌商投资各种产业,缺乏长远的谋划以及充足的资源配置,因而具有政治性、依赖性、脆弱性等特征。

粤商与清末广澳铁路之兴废

广澳铁路从清末即开始筹建,在粤商的大力支持下,几次获得立项,但因为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原因屡次废止。研究广澳铁路的兴废历史,会发现历代粤商爱国救国的热诚,也会探知他们在时局艰难中的无奈和心酸。在大湾区建设发展如火如荼之际,反思这段历史,总结和提炼粤商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清后期广东茶商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中国茶叶外销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茶叶的对外贸易中,广东茶商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从"一口通商"时期到"五口通商"时期,广东茶商精于商、勤于作,为我国茶叶的对外贸易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章探讨了清后期广东茶商的发展阶段及其经营方式与特点。

晚清潮汕民间善堂兴起的主要因素剖析

晚清光绪年间,粤东潮汕地区开始涌现出大量的以地域性民间信仰为依托的民间善堂组织。学界以往对这些善堂组织兴起原因的解释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层面。然而,通过分析潮汕善堂的机构组成、运营特点以及晚清潮汕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现社会矛盾激化与自然灾害频发、绅商群体的广泛参与和带动以及对民间信仰的吸收与借用等是促使这些慈善组织在晚清得以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救助体系尚未完善,而养老、失学、就医等民生问题又比较突出的时代背景下,对晚清潮汕民间善堂兴盛的原因进行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浔郡建造粤东会馆序》的历史解读

明清以来,粤商是开发广西商业的重要力量,其修建的会馆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文章以浔郡粤东会馆留存的碑刻资料为主要依据,论述粤商群体在当地经济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推进当地各贸易行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粤商人力资源管理特色及其绩效评价

粤商文化蕴育着粤商发展的辉煌,也融入到粤商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粤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理念和管理特色有着显著的粤商文化印记。在"低利润、高成本、高流动率"的时代背景下,粤商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带有粤商文化色彩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需要明确和提升,包括薪酬竞争力、员工发展空间、人际环境、员工工作的稳定性和保障性在内的粤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也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评价。在粤商新一轮的发展中,粤商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提升有赖于粤商文化的成功转型,进而不断更新粤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对关键岗位实施薪酬倾斜政策,并着力推行"高人文关怀、低管理成本"的企业文化。

试论近代广西商业环境的建构——以平南大乌圩列圣宫碑铭为透视点

民间的神灵信仰对近代广西商业环境的构建和发展至关重要。宗教寺庙是近代广西粤商祭神、议商、聚乡人、平纠纷的重要场所。神灵信仰对粤商的经商理念及秩序的规范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近代以来大批粤商进驻平南县大乌圩从事商业活动,几经修葺列圣宫以营造良好的商业社会环境,并留存着许多碑铭。这些碑刻资料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粤商的神灵信仰与商业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民间历史文献,建议予以充分地利用与保护。

孙中山北伐时期的粤北地方社会

1922年和1924年,孙中山曾两次在韶关督师北伐,此时的粤北地区,由于民初以来各方力量的激烈争夺造成“权力真空”,实际处在以商会、商团和民团等民间组织和武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控制之中。北伐期间,粤北地方社会对孙中山表现出总体支持但又反复的态度,反映出地方社会的“自治”利益与国家政权统一要求之间的矛盾。1925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势力的发展,粤北地方社会的“自治”权益日渐丧失,变为国民党控制下的地方政治工具。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海商

在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随着广东贸易的频繁、市场的扩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冒险精神、坚韧意志、灵活头脑、求变求新,善于捕捉商机的海商群体.广东海商群体在海洋商业活动的探索和创造中,留下了大量海商文化的物质遗存和精神成果.广东海商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开放意识,兼容并包的多元意识,勇立潮头的创新意识,已成为广东发展的不竭动力.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海商展开研究,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广东省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发展及招商研究

广东省智能家电产业集群运行情况良好,但在核心技术、创新高度、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在产业链上下游存在招商需求,应以“建链、补链、强链”为导向,采取放大龙头企业效应、产业链配套招商、基金引领和加强智能家电产业园区平台载体建设的招商策略,招引目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