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新语》看清初借词的若干问题

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敏感的要素,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接触最为常见的现象.《广东新语》详细记载了广州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民俗等内容,其间使用了不少反映异域概念的借词.这些借词的内容与外交、外贸有关,其产生方式有纯音译式、合璧式、标记式、非标记式等.同实异形现象在借词中较为普遍,这与字形、译介方式的选择等有关.读懂借词,不仅可以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一手资料,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代岭南女性的书写形貌、建构因素与评价审思——以《广东新语·女语》为例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女语》专门书写古代岭南女性事迹。就书写形貌而言,女性分布于不同朝代,地理上集聚岭南,且主题类型多样。女性被建构的因素包括把她们作为猎奇对象、极端叙事主角与男性依附的典范。《广东新语·女语》通过内在叙事、他人评论及作者诗文来评价相关女性,展现女性观。辩证地审思书中女性发现,她们对传统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也因某些礼教观念而突显生命的悲剧性。

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

生活于明清交替、政治动荡之际的岭南人屈大均穷二十年精力于晚年完成的《广东新语》,不仅是一部关于广东文化风俗名物的空前、全面、详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而且表现出浓重的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诗性精神使该书获得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成为作者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文化寄托则使该书获得了浓郁的世变感慨和时代印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相生与辉映,共同造就了《广东新语》独特的人文意蕴和学术价值,从而使之获得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成为岭南历代史志著作的典范。

关于《广东新语》中两篇非屈大均写的文章

《广东新语》的作者是屈大均。但该书中的端州山水章却标明是何所撰述,端溪砚石章则标明是高兆所撰述。无论从题目名称抑或从具体内容来看,此两章与全书的撰述体例及与屈大均谋篇设目的宗旨不相吻合。经分析可知,此两章文字原非《广东新语》所有,是屈大均受某些特殊原因所驱使或出于某种考虑,才将它们加插到《广东新语》中去的,添加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之后。由于此两章文字的撰写时间及其被收入《广东新语》中去的时间皆可考,故凭此能说明《广东新语》在康熙二十六年时已经刊刻成书的说法欠妥。

《广东新语》杀鳄鱼章杂议

此文是一篇读《广东新语》的札记,提及几个问题:其一、对杀鳄鱼章中被今人错用标点的某句话作出纠正。其二、认为杀鳄鱼章的原始作者应该是何磻。其三、指出屈大均对韩愈的以文驱鳄之举是持批评态度的。

屈大均与端砚

屈大均与肇庆关系密切,有深厚的渊源。屈大均对端砚与端砚文化非常热爱并深有研究,撰有专门的砚著、大量的砚铭及与端砚有关的诗歌,不仅保留了端砚的品鉴、端砚的经济文化价值、端砚文化的兴盛等珍贵史料,还赋予了端砚极高的文化内涵,讲述了一个个端砚故事,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清初端砚名论《端石考》著者考

成书于清初的无名氏《端石考》鉴别精审、持论中肯,堪称端砚名论.该文其实是《广东新语》卷5《端石》与《端溪砚石》(后者实际上转述的是高兆《端溪砚石考》以及屈大均、陈恭尹和潘耒为之所作"跋"语)两文辑录、缀合而成,其著者是屈大均.后世引述该文时之所以隐去著者姓名或者"错"署高兆之名,是因为屈大均政治上力主反清复明,致使其诗文被清廷列入"禁毁"之列.《端石考》行世后,引起高度重视,其有关说法被频繁引述、沿用,其间虽引发不同看法甚至遭到辩驳,但是其在砚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