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uild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city cluster is a crucial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a.As a vital hub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Greater Bay Area cannot cultivate into an“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bay area and world-class city cluster”with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progress,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be attained without the training of high-end talen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hus,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s essential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making it a highland for education and talent,as well a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education.As the cor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Guangdong,Hong Kong,and Macao,the current situation,future opportunities,and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hile building a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have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study.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and Spatial Connections of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aster grid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as studied and the states of spatial connectedness were simulated using highway passenger transport, railway passenger transport, port passenger transport and aviation passenger transport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with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sts ‘one hour’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in the area presents clear ‘core-periphery’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Guangzhou, Foshan, Shenzhen constituting the core. The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s high. Average accessibility of urban nodes as measured by travel time is 0.99 h, and the areas accessible within 1.42 h occupy 79.14% of the total area. Most of the areas with the lowest accessibility are found in the peripheral area, with the worst accessibility being 4.73 h. Compared with the west-side cities,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east-side citi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higher connectivity with roads, railways, ports, and aviation transport. Guangzhou, Foshan, Zhuhai, Shenzhen,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closely linked. The higher the accessibility, the closer the intercity connectedness.

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前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023年10月13日,王世福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组织第十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并邀请来自规划、海洋、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海洋城市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及空间规划创新需要。在凝练与会嘉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笔谈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期望为未来海洋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王世福认为对于我国海洋城市建设而言,立足港城关系的规划和注重海陆统筹的战略,有助于在全局视角上认识和响应从港口大国到海洋强国的战略跃升。王兴平等提出建设海洋城市组群是内陆城市经略海洋的重要方式,港口城市与腹地陆域中心城市可通过交通设施网络、多种“流要素”、区域涉海功能与跨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的一体化措施构建联系密切且分工合理的海洋功能圈。马向明认为海洋城市战略不应仅局限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从促进海陆文明交流融合的视角出发,积极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综合创新功能。海洋城市空间规划应强调陆海功能协调性,从而保证海洋城市健康发展。陈天结合海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统筹与修复、沿海城市防灾韧性体系构建和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沿海城市品质提升三方面,提出沿海高密度城市防灾韧性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实施路径。王建军系统论述目前海洋城市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并从四个层次梳理当前海洋城市战略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开展陆海资源全要素综合调查与评价、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城市发展格局、做好向海而强的资源要素保障以及在更广阔的深远海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文超祥等以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提出科学谋划境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并结合我国沿海各省市开展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总结出:处理好陆域与海域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谋划好陆海发展的战略空间。郑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新港城对推动大湾区海洋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提出在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推动港口与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推进大湾区新港城建设,实现海洋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赵渺希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区域化趋势日渐发展,应把握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近岸化趋势,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原理,并进一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厘清大湾区的全球网络链接机制、解析大湾区区域网络协同机制、大湾区双循环网络发展的规划响应。程遥认为陆海统筹规划是一个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系统问题,且最终将落实到陆域的功能与设施规划建设上。陆海统筹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陆海域、邻域、海岸带三个层面对应的规划层次、内容、深度应该是差异化的,并且海域应建立相较陆域更系统的跨界规划管控体系和更严格的传导体系。邓昭华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可施行“以陆促港”策略,从“港产联动”以固港、“两丝枢纽”以稳港、集聚资源以强港三方面拓展港口腹地纵深,助力港口实现其陆域的现代化,并通过技术输出助力当地工业化与扩大港群布局稳固其腹地根基。郭海认为我国应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理论,以海洋作为中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海港作为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并提出需处理好贸易与军事、国家利益与系统利益、外交功能与经贸功能之间的三对矛盾。刘铮认为海洋城市相关规划具有明显的创新型规划特征,提出应进一步开展海洋城市规划创新并实现对创新目标的制度安排,且需从连通性、支撑性、撬动性三方面思考规划创新的突破点,激活海洋城市战略支点作用。

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路网韧性的贝叶斯网络评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路网的韧性问题愈发凸显。构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城市路网韧性评价模型,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为例,评估了2000—2019年该地区9个城市的路网韧性。基于韧性功能函数从容灾性、稳定性、重构性、恢复性4个方面建立功能层,选取稳定性、可变性、可维护性、可靠性、服务性、安全性、鲁棒性、可修性、适应性9个因素建立性能层,选取客运量、公共汽车数量、道路面积率、出租车数量、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公共交通投资、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道路运输从业人数、人均道路面积9个因素建立因素层。研究结果表明:路网韧性指数最高的为深圳(60%),而最低的为中山(43%);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路网韧性一直稳定增长,其余城市的路网韧性浮动较小;路网韧性并非总是随着城市GDP的增长而提高,还与人均GDP有关;敏感性分析表明,路网重构性、路网可靠性、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为各自所在层中对路网韧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加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城市路网韧性。研究成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交通路网功能完善与韧性提升提供技术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港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塑造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塑造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就读于大湾区内地高校的港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港籍大学生具有政治认同度较好、文化认同度较高及国民身份认同度较强的国家认同现状。这缘于港籍大学生在大湾区内地求学时,多元主体围绕其发展需求,以政策吸纳、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和生活化传播等四种机制,推进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场景变迁,进而对其塑造一种正向的国家认同。据此,应在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制度改革与规则协调,优化国民教育的课程体系及考核方式,加大大湾区建设的普惠性宣传,借以发挥大湾区在塑造广大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政策效能。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基于江西与粤港澳、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视角

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江西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位居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地理优势,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打造了赣深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承接长三角数字产业转移示范区、赣湘电子信息产业园等,为江西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但是在数字经济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协同规划缺乏、协同层次偏低、协同结构失衡、产业数字化滞后、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弱和数据要素共建共享不畅等问题。这需从强化规划引领、提高协同层次、优化协同结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协同创新和促进数据互联互通共用等方面加以破解。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湾区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抓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当前海洋城市建设与评价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象,需要分别在全球与湾区视角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挑战。本研究通过解读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剖析了典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以及与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数量和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海事技术、竞争力与吸引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着重要加快提升国际航运能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强化海洋战略规划等。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共生理论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建构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建构,是增强港澳青少年回归祖国向心力、推动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共生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共生系统要以课程共生为重要抓手,稳固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共生单元,构建多维立体的国家认同教育课程体系,促使所有课程共同服务于“一个中国”价值目标;建立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共生模式,树立课程共生目标,保持国家认同教育主体构成张力,通过内容共创、多元活动、即时评估课程教学,贯彻落实国家认同课程共生目标;优化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共生环境,需要强化各级学科课程标准建设,推进大湾区课程治理交流与合作,协同多元文化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推动大湾区国家认同教育课程文化共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关键——以一流人才体系为中心

高水平人才高地不仅是高水平人才聚集区,更是破“五唯”立新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前瞻布局的人才特区,是原始创新和文理交融的策源地。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打造一流人才体系,包括一流人才的驱动、甄选、吸引、组织管理与自主培养等。为此本文对愿景驱动、一流人才的标准、甄选方法等进行探讨,分析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与一流学科对促进自主培养与留住一流人才的重要作用。鼓励原始创新见效最快的方式是盘点已经问世却尚未得到公认的原创成果,让完成人及时胜出。未来观与AI大爆发决定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前瞻布局,强调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借助AI for Science在科研管理创新上的潜力与功效,推动AI+科技评价和AI化改革,知识点考核,杜绝垃圾论文、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应该从对标硅谷,到跃升为绿色、人文、科技、安全的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实现我国科技的高质量、安全永续的发展,推动世界科学中心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区域人才创新指数构建与评价——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人才是中华民族赢得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客观、科学地评价城市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确定人才创新指数的概念内涵基础上,科学合理的人才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展开,对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其一,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指数逐年提升,发展态势良好;其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异质性显著,且中心效应较为明显。基于指数评价结果,人才战略的制定应当围绕人才规模、人才流动和人才产出方面进行,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政策变迁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至今,粤港澳大湾区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结合港澳优势已发展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以及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人口迁移流动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差异的制约。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具体政策影响来看,创业就业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以及优质生活政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具直接性。由此,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仍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在就业、税收、优质生活、通关服务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更多切实有利于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如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标准、提升生活便利度等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粤港澳大湾区“四链”融合发展评价探索性研究:基于耦合协调度与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面对当前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现实发展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构筑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的基础生态,但融合的状态、水平和层次都存在可以优化提升的空间。文章采用耦合协调度与灰色关联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四链”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新—产业—资金—人才”四个子链已逐渐从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过渡,从极度不协调发展向高度协调状态过渡发展。“创新链—产业链”子系统耦合对整体“四链”融合水平贡献度最高。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域城市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大湾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分析大湾区城市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结果表明:从水资源禀赋来看,肇庆、惠州、江门等城市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相对较高,中山、珠海、深圳和东莞相对较低;肇庆、惠州、江门人均水资源量较高,深圳最低;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广州用水量最多,珠海最低,人均用水量地区差异明显。用水结构中,大湾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有较大提升;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深圳、东莞水资源开发潜力较低,惠州、江门和肇庆水资源开发潜力较大;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北京等城市经验得出,要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积极采用行业先进的技术,改善用水效率,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和养成节水习惯,建设节水型社会,有条件的地方可考虑把外流域调水作为保障供水安全的手段之一。

粤港澳全运会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探究粤港澳全运会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的阻滞因素包括国际赛事供给不足,体育市场开发有待提升;体制机制差异显著,体育资源要素流动受阻;体育媒体供给失衡,国际媒体合作交流受限。通过粤港澳全运会发挥各地体育资源禀赋,打造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创新体制机制深度融合,畅通大湾区体育要素流动和培育多元体育媒体供给,建构大湾区体育国际传播体系等策略提升大湾区体育国际影响力。

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为量化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中灾害间的链式传递效应,通过叠加(折减)效应系数量化灾害间的链式传递关系,基于灾害链之间的转换概率、阈值,推导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综合考虑应急准备能力和响应恢复能力双维度指标,构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逼近理想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TOPSIS)计算暴雨和滑坡2种单一灾种的应急能力指数,结合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价模型计算得到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以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暴雨-滑坡灾害链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中部地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与滑坡单一灾害的应急能力相比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与滑坡单一灾害的应急能力基本保持一致。最终得到的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可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与提升提供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