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光雾山国家风景名胜区蝶类调查

为了解四川省巴中市光雾山风景名胜区蝴蝶资源状况,于2021年5—10月对景区及其周边区域的蝶类物种多样性进行调查,共发现蝶类5科80属117种。物种数上,蛱蝶科Nymphalidae最多(55种,占47.01%),其次是弄蝶科Hesperiidae(20种)、灰蝶科Lycaenidae(16种)、粉蝶科Pieridae(15种)和凤蝶科Papilionidae(11种)。调查到的117种蝶类中,东洋种44种,古北种10种,广布种48种,另有15种未查明区系组成。本研究显示光雾山地区蝶类多样性在国内同类型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区中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当地生物多样性状况良好,尚未受到大规模人为干扰破坏。

论张纯的学术特色及其对光武朝制礼活动的影响

张纯传习汉代旧制,却具有扎实的经学基础,在光武朝的制礼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纯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学的深入研究,对西汉旧制的继承与学习,对经说之外其他来源的古文材料的重视,以及他独特地将经说与汉制相互结合的能力。而张纯学术特点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其学习领域的广博,也是汉代通议、协商制礼的政治习惯的产物。尽管张纯最终未能直接参与到中元制礼的实践过程中,但他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影响力为整个制礼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光武朝制礼运动中起到主导与推动作用。

明朝广武城及其下辖堡寨的建筑遗产价值研究

广武城及其下辖4座堡寨,明朝时期地处大同镇与山西镇交界处的战略要地,是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构成。本文采用GIS、文献分析等方法,结合实物遗存,对广武城由驿站到军堡的演变,其下辖堡寨向北移驻、与自然环境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关系、建筑技术与周边隘口、敌台命名等方面的建筑遗产价值进行分析,厘清了广武城及其下辖4座堡寨防御单元的布局形式与设置成因。广武城军事地位的变化说明了明朝北部疆域向南收缩,进而加强山西镇内边长城防御体系建制的政策变化,体现了明朝山西镇军事管理体系由“卫所制”到“九边总兵镇守制”的转变过程,为该点段长城的整体保护与展示利用提供历史信息和策略参考。

地肱:大伾山与古代黄河河道变迁

作为黄河下游起始河段的标志性地物之一,“大伾”指的是位于今郑州巩义、荥阳两市北部的大伾山。自洛口至于汜水口间的大伾山与其东侧的广武山一线,自古便被称作“地肱”。这一称号正反映了黄河下游首段河道的基本流向与大伾、广武两山顶托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大伾山至今仍是郑州与黄淮大平原城市安全的天然保障。

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两汉之际政权更替、政策多变给士人生存以巨大影响,这在冯衍身上得到典型的体现。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新朝,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得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冯衍不遇典型地体现了两汉时期一代士人的生存悲剧。

从战略到行动:特色小城镇规划路径探索——以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为例

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小城镇活力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特色小城镇规划的内容、深度与编制模式仍处于摸索阶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色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应基于既有的规划体系,结合本地特色与实际诉求,因地制宜地出台规划编制导则,从全国层面来看可能仍需要一些共性的规划路径。基于剖析传统乡镇规划存在的局限,以入选全国第二批特色小城镇的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为例,摒弃终极蓝图式的传统规划思路,探索涵盖战略规划、乡镇总规、总体城市设计与行动规划在内的"四阶段"规划路径,以期完善从战略到行动的特色小城镇规划体系,逐步实现"特色"的规划目标和规划愿景,为国内其他特色小城镇的规划提供思路的参考。

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建新都于洛阳。此文从物资之补给、谶纬、汉高祖与光武立国之形势及光武之性格考论光武帝以洛阳为首都之原因。并论东汉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衰落,东汉西北边界乃在戎狄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之下,渐向东南移,又放弃西域等方面之影响。

基于地质条件的光雾山彩叶景观利用评价

依托GIS技术,利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进行了基于地质条件的光雾山彩叶景观利用评价即生态敏感性评价与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彩叶景观的地质条件生态敏感性较强,地质条件对彩叶景观游憩利用的约束较为明显。可将研究区5大主要彩叶景观类型分为两大区10个小区即核心利用区与发展利用区两个大区,核心利用区宜采用"保护+抚育"调控模式,发展利用区宜采用"保护+营建"调控模式。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南宋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光武故事”

在南宋高宗朝的科举试策中,与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有关的"故事"频繁出现。以光武中兴的"古典"来晓喻现实政治中的"今事",成为高宗朝科举试策中的一个模式化情节。究其原因,这与高宗君臣借由光武故事的讲述进行中兴形象塑造和政治宣传密切相关。科举试策中的光武叙事,也进一步助推光武故事在朝野的传播和接受,成为宋高宗"中兴"的"声音"与"形象"在士人群体中获得响应的表征。试策中的模式化叙事,是观察帝制时代科举、政治和士人生活等交互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试论光武帝吊臣

在"君吊臣"历史上,光武帝可谓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封建帝王。他在臣子死后,不仅有赐棺具或冢地之举,而且对一些国家重臣还亲临其丧以表哀悼。他不仅在吊臣数量上超过以往封建帝王,还开创帝王亲自为臣子送葬的先例,其所吊臣子以文臣为主,往往赐棺椁或亲吊,较少赏赐钱帛,这与西汉诸帝有很大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光武帝开国帝王身份有关,与他个人儒者气质有关,也与当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则是其终极原因。

光雾山彩叶林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以光雾山彩叶林区为研究对象，对彩叶林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13．12×10^8元，彩叶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0．97×10^8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大小关系为：固碳释氧〉森林游憩〉涵养水源〉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林副产品〉净化大气。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游憩价值低于同类型或同区域森林生态系统。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将军号

东汉建立之初,统治体系中地位最高的官职即包括同时任命的骠骑大将军等五位"大"将军,与西汉一朝仅有大将军和骠骑大将军(不并置)的制度差别甚大。云台所图三十二位开国功臣中,担任"将军"者十五人,所任将军号多达十四个,不少是新的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中兴二十八将"在建武年间的任职经历,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光武帝时期将军号设置的具体情况,仅次于大司马吴汉的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等人作为最高级别的将军参与了大量战争的指挥。光武帝时期共设置了近五十个名号的将军,与西汉一代将军号总数相当,其中加"大"者除"大将军"外有九个名号。这是自王莽居摄以来将军名号泛滥的延续,更与东汉建政之初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建武十三年春平定公孙述之后光武帝立即采取了偃武修文、屏退功臣的重大举措,各类大将军及将军名号大多被罢免,其后光武帝朝十余年仅见很少几个将军号,骠骑(大)将军在朝行大司马,伏波将军马援等受命平定南方沿海越人叛乱,战事一结束即被废罢。

论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和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构建起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统一战争结束后,他通过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和改大司马为太尉,逐渐形成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有利于集中兵权和强化皇权,从而为光武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与东汉中后期州制的发展

东汉的州制以建武十八年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为一标志 ,其前为州牧制 ;其后为刺史制 ,刺史基本上为监察官。但由于其机制不健全 ,加上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专权 ,刺史的事务日益繁杂 ,刺史的监察职能日益不明显。中平五年 ,东汉政府采纳刘焉的“罢刺史置州牧”建议 ,适应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需要 ,监察为主要职能的刺史转变为拥有军政等大权的州牧 ,州因此亦转化为军政单元。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州牧制”

东汉光武帝时期,“州牧”是中央政权外派到地方的官员,同时兼具中央和地方两种性质,这时的“州”并不是一级政区。虽然汉廷对各州牧的控制力度不一,但这个时期的“州牧”基本上能起到“拱卫中央”和“镇抚地方”的双重作用,即“州牧制”适应了光武帝统一战争的需要。建武十二年,在地方不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州牧制”可能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同时这也不符合光武帝“谨慎务实”的处事风格。直至建武十八年,东汉政权平稳过渡之后,地方权力极大的“州牧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求相冲突,这最终促使光武帝“罢州牧,置刺史”。

汉光武帝即位处:千秋亭与千秋台异同考

汉光武帝刘秀的即位处,《东观汉记》《后汉书》等传世文献有着明确的记载,即"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但从明朝天顺年间以来,围绕着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就有千秋亭与千秋台不同的说法。本文从史料记载比较两者的根据,从时间来看两者的先后,从形制来看两者的类型,从名称来看两者的含义,从地理方位距离比较两者的位置,追根溯源,梳理归纳,认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在鄗南千秋亭可信,而非千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