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广西土司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广西的土司制度是中原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它渊源于唐、宋时代,确立于元代,完善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对广西地方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广西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广西土司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研究中缺失和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元代广西土司的设置与分布态势探析

元代广西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行政管理机构集中分布于桂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职衔,官皆世袭,整个广西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土官土司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是元代王朝中央从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的目的出发,在继承历代王朝尤其是唐宋封建王朝在广西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采取的一种有别于内地汉族地区的特殊统治方式,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元代桂西土司机构的建置及其规范化,是元代广西土司制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元代王朝中央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较之前代趋于强化。

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景区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策略探讨

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之一,被誉为"壮乡故宫".该文从广西忻城土司衙署景区旅游现状以及形象问题分析入手,对土司衙署景区旅游形象要素进行设计,并对土司衙署景区旅游形象整合与传播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忻城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营销策划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传统的政治制度。在广西忻城的莫氏土司曾存在长达470年,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旅游资源,是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财富。广西忻城土司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突出浓郁的土司文化气息,结合壮族特色,制定整体性的保护开发方案,搞好市场营销策划。

比较视野下明代广西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发展滞后探源——广西教育史系列研究之一

明代,中央王朝对发展西南边疆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极为重视,导致土司地区的官学、书院、社学等设置均取得较大发展,科举考试也取得一定成就。通过比照明代云南、贵州、广西三地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发展状况,认为明代广西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发展显得相对落后,其科举成就、书院建设等都显得相对薄弱。与同时期的广西境内各地区相比,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发展亦较为滞缓。此与明代中央王朝和广西土司地区的关系维系特殊性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壮族土司对广大土民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联。

明代广西地区女土司群体探究

明代是土司制度发展的完备时期,在承袭制度方面规定了女性可以担任土司,这样为女土司的出现提供了合法性。明代广西的七位女土司,有子死母袭、夫死妻袭、禅印等方式。这些女土司在职期间,多数认同朝廷的权威,维护社会秩序,保卫边疆安全,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女土司作为土司制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极具研究价值。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地区的里甲制度研究

通过对官方和民间历史文献的梳理,证实明清时期的广西土司地区推行了里甲法,建立了里甲组织;深入探讨了土司地区里甲制度的区域特征、里甲组织与传统村落的关系,以及里甲长与官府的关系;里甲制度对土司地区基层行政体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广西忻城土司文化对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意义

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全国乃至世界上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土司衙门。忻城土司文化中蕴涵着许多不可多得、独具特色的珍贵旅游资源,只要精心开发,合理规划,科学整合,着力打造其品牌效应,必将成为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学术—风光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