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合作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策略优化:结构性错位与现代化融合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全新的高智商高科技型犯罪,当前各国犯罪侦破和司法审查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近年来,部分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量骤增。中国公安机关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通过与缅甸等国家执法部门开展大规模反电诈行动,在缅北等地区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仍有较大活动空间,且有向司法监管薄弱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这种以境外第三国为犯罪源头,专门针对境内外中国公民财产为诈骗目标的新型网络犯罪亟需予以持续关注。新型网络电信诈骗团伙对社会经济安全、公民财产安全产生持续系统性威胁。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组织具有高科技化、善变多变和反侦查意识强等特征,电信诈骗犯罪在各国间面临罪与非罪的差异、罪名与刑罚的差异,各国间法治差异、应对的不对称性和结构性错位问题给跨国电信诈骗治理带来障碍,同时也存在跨境证据收集原则差异与证据转化难问题。文章提出按照预防为先的应对思路,加快构建涉外法治体系为切入,共同推进国家间涉外法治现代化融合发展,深化跨境侦防一体化建设与完善跨境诉讼制度。通过跨境“侦查—防范”体系的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保障相结合,立法上扩大跨境技术侦查的证据来源范畴,优化跨境证据转化和有效利用,统筹协调预防犯罪,密切双边法治合作基础,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大数据警务合作发展,共同提升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治理效能。

“为政在人”:民国时期云南边政人员研究

在民国开发边疆、改革边政的共识与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强化边疆行政管理,颁行政策法规,设立各级边疆行政机构,任用边地行政人员,着眼于推进边政建设与边疆开发的现代化。边政人选关系民心向背及国防外交,而云南地方政府在对边政人员的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监督管理中既遵从中央政令,又具有鲜明的边地特色,经历了由地方自主向中央主导的转变,展现了边疆内地化进程中政治整合与统一下的融合关系与特点。

清末川边治理研究

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川边地区施行的多项政策,是一次对川边地区各方面都有所触及的改革。首任川滇边务大臣对川边地区的治理,促进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进步,引导川边地区向近代化的进程前进,维护了西南地区的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同时,清末时期的川边治理促进了民国时期西康省的建立和当今四川省西部地区的发展。

印度议会委员会涉华事务的内涵、特征与启示

近年来,中国议题频繁成为印度议会立法活动的重要内容。议会委员会是印度议会执行涉华事务的主要部门,其发布的涉华报告为解读印度立法机构的涉华事务提供了切入视角。立足印度议会委员会的结构特征和运行机制,分析其最具代表性的涉华报告发现,边界问题、涉藏问题、经贸关系、跨境水资源是其涉华事务聚焦的议题。在观点立场上,对华灵活务实的主基调没有变,呈现出谨慎乐观、对抗与合作、激进与强硬的多元立场,且强调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中心、边境基建和前线战备为两翼的对华政策新格局是亮点。同时,重点争取财政拨款、每年三个活动高潮、嵌有智库运作逻辑是印度议会委员会涉华事务的特征,折射出印度政府强调内政比拼、重视制度设计的对华战略底层逻辑。这对中国理解印度立法层面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启示。

蒙藏委员会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政府设立的专门负责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蒙藏委员会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论范仲淹“积极防御”的守边策略

北宋多年来贯彻实施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军事力量薄弱,边塞防卫松弛。范仲淹调任西北前线主帅后,为解决军需问题,要求建立“营田”制度;且适当招募当地壮丁,建立“土兵”制度;同时,精选将帅,精练士卒。范仲淹主张适当地发动局部进攻,进攻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起更好的防御体系,局部进攻应该成为“积极防御”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朝廷基本采用了其“积极防御”的防边思路,西北前线形势很快稳定下来,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平协议。

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

中国大陆地区的边政学研究经过若干年的沉寂后,目前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对民国时期及台湾地区相关学者对边政及边政学理论认识的考察,认为边政是指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事务,边政学是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学说。此外,还探讨了边政学的具体研究范围、意义及其学科建设等问题。

略论避暑山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难得的避暑胜地,而且曾经是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它和"康乾盛世"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帝兴建避暑山庄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避暑用意,山庄的兴建是清政府联络蒙古各部及巩固北部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除扈从皇帝行围而外,还要在山庄觐见。随着众蒙古的相继来归,觐见者日益增多。山庄的建立使清政府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更加紧密,康乾二帝通过接见、册封、赐宴、赏赉等形式,为自己树立了崇高的政治威信。清帝每年用近半年的时间在口外从事政治、军训活动。避暑山庄是其引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清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在建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对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属于非政治性的范畴，是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涉外性是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鲜明的特点。重视并正确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对于维护边疆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新常态下因公临时出国(境)长效管理探讨——以江苏省高校为例

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为了防止因公出访的务虚和变质,党中央讨论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和重要举措,江苏省委省政府也相应出台了系列规章制度来强化落实对因公出访的管理。本文就江苏高校在政府对因公出访管理工作高度重视的大背景下,详细阐述了如何在新常态下对因公出访工作进行长效管理。

清末川边藏区的林事活动

为挽救西藏地方的危局,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用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实施"倚康治藏"方略。数年间,赵尔丰等人在川边辖境做了许多抗英、拒俄、实边、固藏的工作,深受学界好评。本文专论川边藏区鲜为人知的林事活动,如森林保护、植树造林、漆液采割、纸张生产以及边茶贸易、药材经营等,并指出其在实边方面的重要作用。

女性的想象与现实:中港跨境一夫多妻关系

通过对香港男性北上“包二奶”行为的调查 ,审视了当代婚姻及家庭的观念的维持与变异。与一般论述以男性角色为讨论中心不同 ,本研究突出女性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主体性 ,通过香港和内地妇女自己的说话 ,探讨女性如何参与制造“包二奶”这个想象并构建为他们生活中的现实 ;这种主体之间的互动 。

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研究(1928—1949)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司边疆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陆续向边疆地区派遣考察专员、调查组,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获得当时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为国民政府制定或调整民族政策提供参考。调查员也积极参与当地建设,向民众宣传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及鼓舞民族地区民众抗日,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相互沟通的联络员。同时边疆地区的许多地方缺少文献记载,调查组的调查活动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为后世研究这一地区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

清季镇边厅由来、价值及影响

在清末《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以清朝官府的区域确定边界走向尚属首次,为什么中英两国边界条约会明确"以镇边厅地方归中国"呢?该项规定以镇边厅的界址来确定中缅西南段部的分界线,不仅肯定中国国土的范围,也突出其建立的特殊价值。欲认识近代中缅西南段界线的确定,必须剖析创建镇边厅的由来、价值及影响。

边防部队参谋人员外事处理能力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边防涉外交往不断加强，涉外问题逐渐增多，如何提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外事处理能力，是边防部队当前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分析了边防参谋人员应具备的素质、能力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提高参谋人员外事处理能力应采取的主要对策进行了探讨。

近五年来边政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关于边政研究取得了可观的进展。酌取有关边政理论研究,从边政学科及其建设、边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民国政府时期的边政研究等方面,对近五年来的边政理论做一综述并指出问题,以期能为边政研究有所助益。

论边防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作用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指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崛起会抛开以国防为依托。而边防是国防的有机组成部分，边防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试图根据边防的各种职能，分析边防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具体作用。

边防涉外警务基本问题研究

边防涉外警务是边防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广泛论证的基础上,将原"边防外事"选修课扩充并修订为"边防涉外警务"必修课,现已纳入武警学院新的教学大纲并组织教学.但因该课程产生、发展的时间很短,许多基本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文章对边防涉外警务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边防涉外警务工作范畴作了梳理.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偏异——基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视角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不仅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好,还会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下,改变其对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投入。在“量入为出”预算编制原则下,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跨地区民生性支出、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地区民生性支出和地区生产性支出四类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跨地区生产性支出受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地区民生性支出次之。比较三类地区的结果发现,区域内政府竞争强度越高,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重视程度越强,因而当地用于跨界公共事务的资金会越少。从不同类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影响结果来看,只有间接税收入可以同时对三类地区财政支出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