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蓉与东京轨道交通覆盖人口的比较分析

为探究不同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与人口分布和城市功能布局之间的关系,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以及日本东京为对象,以距离和时间作为圈层划分依据对比分析了6个城市轨道交通覆盖人口的空间特征,研究了其与城市功能布局的耦合关系。进一步从输送能力的角度定量分析6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组织与覆盖人口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轨道交通覆盖人口呈径向递减趋势;15 km圈层之外,中国5个城市轨道交通覆盖人口占区域内全部人口的比值已经低于10%,而东京仍旧高于20%;中国5个城市的主要功能区集中在城市中心区,东京的主要功能区分布较为分散但依旧拥有较高的轨道交通覆盖率,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支撑作用更加显著。6个城市轨道交通的输送能力与覆盖人口从整体上看均呈现正相关性,东京轨道交通的相关性体现为通过更加灵活的交路组织和运力分配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基于MSPA分析绿地形态空间格局对PM2.5的消退作用——以广州市、深圳市为例

在土地资源紧张的背景下,优化绿地形态空间格局对提升空气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相关研究多采用景观格局指数衡量绿地空间特征,据此研究不同的绿地景观形态对PM2.5的消退作用,但景观格局指数只是反映绿地数量与结构的量化指标,无法落实到具体空间上。为了解决这一不足,以广州市、深圳市为例,基于MSPA探究不同的绿地形态空间格局对PM2.5的消退作用。结果表明:21个研究单元的PM2.5值在时间上变化基本一致,在空间上的高低与附近是否有绿地具有紧密的关系;相关分析中, PM2.5与建设用地面积、孤岛占比呈显著正相关,与核心区占比呈显著负相关;随机森林模型中,分支占比、孤岛占比、道路密度对PM2.5浓度的影响效果较强;市区的PM2.5受核心区占比、孤岛占比的影响较大,而郊区的PM2.5受不同的绿地形态空间格局影响不大。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加强保护大型绿色开放空间;整合破碎化绿地,使孤岛绿地形态核心化;构建线状城市绿廊绿道的策略改善PM2.5的污染。基于MSPA揭示了不同绿地形态空间格局对PM2.5的消退作用的机制,所提出的相关策略可以为大气污染防治和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的规划管理提供新思路。

打造世界级“双子城”:广深“双核联动”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构造了由产业、科技、金融及基础设施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广深“双核联动”系统,并对系统及二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发现经过多年的磨合,广深“双核联动”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各个二元子系统基本实现了良好协调。但是,基础设施子系统与产业、科技、金融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仍处于初级协调的磨合阶段。因此,广深应充分利用各自在产业、科技、金融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比较优势,优化交通结构,促进广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分散资源的开发、利用及优化配置效率,实现“产业—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多个系统的相互耦合协调发展及良性循环,为打造世界级“双子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穗深港高质量协同共建邮轮旅游高地的核心要义和实施路径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邮轮旅游是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重点之一。文章以穗深港高质量协同共建邮轮旅游高地为研究对象,认为穗深港高质量协同共建邮轮旅游高地的核心要义包括政策协同、基础互通、产业升级、市场互动、营销联合、服务提升等六个方面,实施路径包括“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做大旅游客源地市场规模、提升邮轮旅游企业能力、完善支撑和保障系统、发挥非营利性组织能动性”等五个方面。

打造世界级“双子星”城市:广深双核产业联动现状及问题研究

打造具有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双子星”城市,发挥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直接关系到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通过从产业协同、产业分工、科技创新的角度分析当前广深双核产业联动现状,发现当前广深双核产业联动仍面临着交通一体化水平较低、技术创新合作不够等问题,提出产业联动促发展、创新联动保质量、交通联动提速度三大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双子星”城市建设、激活区域发展潜力提供研究参考。

广州、深圳地区蔬菜生产基地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研究

对广州 (含增城、花都 )和深圳地区的 9个代表性蔬菜生产基地进行调查采样 ,利用超声波提取 -硅胶柱净化 -气相色谱 /质谱联机检测技术 (GC/ MS) ,分析了土壤中属于 U.S.EPA优控污染物的 6种邻苯二甲酸酯 (PAEs)化合物。结果表明 ,6种PAEs化合物总含量 (Σ PAEs)在 3.0 0～ 4 5 .6 7mg/ kg之间 ,其中 37%样品的Σ PAEs在 10～ 2 0 mg/ kg,2 2 %样品的Σ PAEs在2 0～ 30 m g/ kg。各蔬菜基地中以联兴基地的 Σ PAEs平均值最高 (35 .6 2 m g/ kg) ;广清基地的 Σ PAEs平均值最低 (10 .31m g/kg)。各 PAEs化合物中以 DEHP的含量最高 ,Dn BP次之 ,两者共占 Σ PAEs的 90 %以上。BBP、DEP、DMP和 Dn OP的含量均在 2 .0 mg/ kg以下。与美国土壤 PAEs控制标准相比 ,除了 Dn OP外 ,其余 5个化合物均不同程度超标 ,其中 DEP、Dn OP、DEHP超标较普遍且较严重。但所有 PAEs化合物的含量均低于美国土壤 PAEs治理标准。总体上看 ,上述蔬菜基地土壤中PAEs的含量较高 。

Logit模型在广深铁路客流分担率估算中的应用

客流分担率估算的常用方法有分担率曲线法和函数模型法,通过比选决定采用函数模型法中的Logit模型。从旅客和社会需求的角度,对传统的Logit模型特征函数求解进行改进;以安全性、快捷性、票价水平、舒适度、开行间隔、方便性、服务水平和环境友好性等8个参数确定运输产品的效用值,代替传统的Logit模型求解特征函数值。在市场调查和参考专家建议的基础上,确定8个参数的效用值,利用改进的Logit模型,计算出在广深间旅客运输市场中铁路的需求分担率为46.7%,公路为53.3%。依据1999—2003年广深间实际客流量的变化情况,计算出铁路对总客运需求的满足率为18.8%,城际铁路对城际旅客运输需求的满足率为72.7%。可见,广深铁路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客运需求。因此,铁路四线建设应该加速,运营组织模式应该改进。

高速条件下ZPW-2000A无绝缘轨道电路耦合干扰分析及对策

针对高速铁路建设中出现的局部四线并行情况,为防止同载频并行轨道电路间干扰信号误动CTCS-3和CTCS-2级列控系统车载或地面设备,必须对干扰信号进行定量分析并采取防护措施。基于钢轨间的互感和线间距建立耦合干扰计算机仿真模型,定量分析近端干扰和调谐区位置不利情况下ZPW-2000A无绝缘轨道电路间的耦合干扰。分析结果表明:在等线间距条件下,调谐区对位比调谐区错位情况时耦合干扰电压大;耦合干扰电流随轨道并行长度和轨道电路载频频率增大而增大。以广深铁路并行四线为例计算同载频并行轨道电路对列控系统车载和地面设备的干扰量,并据此建议在线间距小于14 m时,对重合的调谐区改变并行区段轨道电路载频的频率或者进行调谐区错位处理。

基于产权重构的土地再开发——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地方实践与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增长方式的转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土地再开发已逐步替代新开发成为城市空间拓展的途径。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及"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土地开发模式的转型趋势。从土地产权重构的角度,对土地再开发中的土地发展权和政府角色进行了剖析。然后选择上海、深圳和广州为例,介绍了它们再开发的背景、总体思路和规划编制管理体系,分析了三地再开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土地再开发的趋势和城乡规划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

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及模式比较研究——以广州、深圳为例

深圳和广州作为在广东率先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探索实践的两座城市,先后被评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分别肩负着在不同条件下探索有特色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和道路的历史使命。作为传统城市和新兴城市的代表,广州、深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发展路径、动力机制和要素组合等都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本文重点分析广州、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路径及自主创新模式的差异和特色。

广深港高速铁路狮子洋水下盾构隧道修建技术

广深港客运专线狮子洋隧道为我国首座水下铁路隧道,也是我国第一条特长水下隧道,其设计速度达350 km/h,该隧道为广深港高速铁路的关键性工程。针对该隧道的工程地质环境和采用的盾构法施工技术,特别是该隧道在我国首次采用了盾构对接方法施工,介绍了该隧道修建的有关设计与施工的技术,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措施。

“土地租金剩余”视角下旧厂房改造为创新空间的路径研究——基于广州、深圳对比分析

创新活动正向特大城市集中,按地租理论,市区旧厂房用地将形成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通过调整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旧厂房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剩余并向市场供应创新空间。文章以广州、深圳为例,讨论城市政府在财政和土地资源约束下,选择相应旧厂房改造政策管控工具和土地租金剩余的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创新空间供给路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深圳由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但新增土地资源严重困乏,在旧厂房的功能转换、开发强度、产权等方面的管控相对较为宽松,大力推进全面改造的"工改工"项目,向市场让渡较多土地租金剩余并供给大量中高成本、高品质的创新空间。广州则在债务及财政压力下,选择通过国有土地旧厂房"工改居"和"工改商"获取较多土地剩余,而市内的村级工业园则在政府严格管控下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自行获取租金剩余,并提供大量中低成本及品质的创新空间。对此,建议广州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旧厂房及村级工业园等存量工业用地的梳理摸查,结合空间规划与城市功能布局,分类整治,分区引导一批集体旧厂房完善用地、规划、建设、环保等手续,实现"正式"、全面、彻底的功能转换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而深圳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工改工"项目的房地产化,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

深圳市福田站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研究

结合区域及城市发展战略要求,对广深港客运专线在深圳的设站选址进行分析。根据福田枢纽的战略区位及功能定位,提出构筑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高效率、高水平的综合交通枢纽。在此基础上,对围绕福田枢纽的中心区内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进行优化,对枢纽涉及的轨道间布局进行调整,并对枢纽周边的交通组织和接驳换乘系统进行规划设计,对枢纽建成后的运行状况进行仿真评估。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比较研究——以广州和深圳为例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城市创新、区域创新和产业创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广州和深圳为例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从综合得分上看,深圳略胜一筹,说明深圳在城市生态系统的创新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从各级指标上看,深圳在"生活生态"和"政府服务生态"等7个生态指标上相对于广州来说更具优势,而深圳在"财政金融生态"和"人才生态"指标上则不及广州;从"影剧院数量"等单个指标上看,广州远远超过深圳。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比较

试图通过比较北京、上海、深圳、广州4个城市在科技资源投入(人力资源投入、R&D经费投入)和科技成果产出(专利、科技论文、技术交易、规模以上企业R&D产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等)两大方面的基本情况,对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在综合比较中进行较为客观、全面、可靠的定位。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高铁时代广深双城及其与腹地城市联动关系识别的证据

得益于两个大局战略推进,地处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带的广州、深圳双城获得了先发之机。历时30余年,广深两大中心城市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得以巩固。不同的是,广州地位之确立是历史的再现,深圳市则是改革与开放政策催生的新兴城市。通过借鉴经典引力模型,结合广深城市体系发展实践,确立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甄别联动关系。测算结果发现,虽采取不同算法,城市关系及位序法则却保持着一致性。给定中心城市,也就能够识别腹地城市数和区域范围。实证检验发现:高铁确实产生了珠三角城市间的联动效应,并使广深的辐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而且强化了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所能够产生的增长驱动力。换言之,广深双城对腹地城市的辐射效应要远大于虹吸效应,整体联动和抱团发展的局面已经打开。当使用铁路列车班次并赋予权重计算的城市联系指数进行再检验,该实证结果仍然稳健。政策含义:充分发挥快速铁路的联动能力,划定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重新理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广州和深圳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比较研究

应用城市经济基础理论,计算广州和深圳1997、2001年两个年度区位商,对两市近年来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化作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广州的制造业实力有所增强,第三产业的服务输出功能却有不同程度下降,总体上广州大部分行业仍具有比较优势;深圳的城市经济基础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优势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业。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智能效率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与美国硅谷的比较分析

为探讨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与美国硅谷的智能效率差距,采用两地的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测量其智能效率,并实证其智能效率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两地的智能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得到优化。硅谷的智能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走廊的智能效率主要来源于纯技术效率改善。影响因素对两地智能效率的影响迥异,相对硅谷,影响因素对走廊的影响更为强烈,他们主要通过对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来影响硅谷的智能效率,而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来影响走廊的智能效率。

城市创新生态指标体系构建及广州-深圳比较研究

城市创新生态是指城市中政府、企业、机构及人等行为主体的创新过程中所依赖的城市基本"生态"状况。城市创新生态对于城市创新因素积聚,促进城市内部创新行为主体创新行为有重要作用。各城市创新生态具有不同的特色,创新生态水平也不同。以广州和深圳为例,基于问卷、访谈及数据统计资料,通过建立测度城市创新生态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及特尔菲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对广州与深圳城市创新生态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广州与深圳城市综合创新生态水平基本处于相当地位,广州略优于深圳。在城市创新生态的各个具体方面上,广州与深圳则各有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