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关陇集团形成原因的一点新认识——从宇文泰称霸关陇与武川镇豪帅之关系谈起

宇文泰被贺拔岳军中武川镇豪帅拥立为首领,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同乡关系,而是宇文泰具有贺拔岳军中诸将无法比拟的威望、军事政治才能和在关陇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贺拔胜等武川镇豪帅西返关中,是宇文泰为维护关陇统帅地位、与梁武帝进行政治交易的结果。宇文泰在称霸关陇的过程中,出于维护自身地位、防止武川镇豪帅结为派系而难以驾驭的考虑,对其群体采取了利用、限制、打压、分化的政治策略,使武川镇豪帅在日后的关陇集团中仅是统军作战、没有派系和军事实力依托的将领群体而已。

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

陈寅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关陇集团理论是中古史地域集团学说的滥觞。关陇集团理论之后,形形色色的地域集团遍布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主要版图。地域集团学说是中古史学人研究政治史的重要利器,也是近现代学人极为重要的学术遗产。学人总结的中古地域集团,大致可分为州郡型集团和山川流域型集团。山川流域型集团似可作为中古政治史继续研究的重要选择。地域集团学说的合理使用及升级换代,必须以深刻理解关陇集团的内涵和外延、掌握其要素和使用方法为前提,剖析集团中的人物关系、角色认同和身份变化,辨析史料异同及影响因素,无疑是中古新政治史重建和再出发的起点。

基于居民感知的关陇地区社火与乡村文化建设调查研究

乡村文化建设中应当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社火在关陇地区拥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是乡村文化建设中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社火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休闲娱乐、人际交流、团结民众、体育锻炼、精神信仰、劝世教化、抵制恶习、自尊自豪等方面。民间社火组织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非正式组织。政府因对社火发展的缺位而未能发挥管理和引导作用。乡村文化建设为社火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北魏孝武帝与宇文泰称霸关陇探微

宇文泰成为贺拔军首领,仅是为其称霸关陇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实力。真正使其迅速成为关陇的最高统治者的原因,主要是北魏孝武帝利用他东出与高欢决战的政治需要和宇文泰所打出"匡辅魏室"的政治旗号。孝武帝西入关中,使偏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取得了继承北魏正统性的政治优势,却使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的高欢陷入到"篡权逐君"的政治困境之中。虽为维护自身权力,宇文泰秘密除掉了孝武帝,但出于纠合各方力量,称霸关陇与高欢对峙的考虑,仍要长期奉行尊崇魏室的策略。而这则是全面认识陈寅恪先生所提"关陇集团"理论的一个前提。

关陇社火民俗的现状与特点

社火民俗是关陇乡村文化中最强势、最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陇地区民众在社火民俗的熏陶、感化之下度过了漫长的农耕生活,对其感情浓厚而深远,感知正面而积极;关陇地区至今依然存在着非常丰厚的锣鼓、秧歌、车船、阁跷等各种社火类型;社火民俗现有论著颇丰,但其中很少以关陇文化圈境遇和乡村文化建设视角对分布极为集中的关陇地区社火民俗进行梳理研究者。关陇社火民俗在萌芽、产生、发展、传承流变的过程中形成了原始性、祭祀性、传承性、扩布性、农耕性、稳定性、地域性、变异性等特点。概括现状和特点是进一步研究其在关陇乡村俗民文化生活中的文化功能和社会作用的基础。

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目前,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及文化遗产保护等。乡村自然环境封闭、农耕经济形态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及政府和政策的忽视等原因导致关陇地区乡村文化设施差,投资少,资源缺;居民素质低,文化观念落后;乡村主体空巢及农民缺乏自信。通过发挥政府职能、搞好引导服务、发展乡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文化精英及找准文化建设载体等途径,可以解决目前当地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以关陇地区最强势、最典型的民间社火为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可以有效地将乡村文化建设与社火民俗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

西魏时期关陇集团之形成

北魏末年,宇文泰割据关陇,魏孝武帝因与高欢矛盾激化而率众西就宇文泰,追随魏帝或忠于魏室之山东人士也由此陆续入关。宇文泰尊立魏帝,与高欢所控制之东魏形成东、西对峙之局面。宇文泰虽以六镇鲜卑为创业基础,但人数寡少,既不足与高欢抗衡,又不能对关陇豪强形成压倒性优势,故其政策,必以调和胡汉,融冶六镇、关陇与山东人为一体为指归,形成陈寅恪先生所谓之关陇集团。西魏大统十六年,府兵组织系统正式成立,标志着关陇集团正式形成。

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

关陇作为中古地域政治文化集团概念是由史学家陈寅恪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甘肃学者王知三等人借关陇概念描画关山龙山地区民俗文化特点亦有新见。陕西高校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立足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的大局,遵循高校服务社会地方的办学与科研宗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确定在关中西部—陇东这一地理范围,从而形成新关陇地域文化研究区域。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方言接近,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生活文化习惯十分相似,在饮食、居住、民间节庆及其文艺传承方面,甚至比关中东西部的差异更小。周秦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地源远流长!

关陇文化与地方高校校本课程建设

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实现办学特色的重要载体之一。地处"关天经济区"的地方高校立足关陇文化进行校本课程建设,是重视学生个体成长、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需要,也是传承、创新关陇文化的内在要求。

关陇方言与秦人性格研究——关陇区域方言差异与演变探析

方言的形成,往往与历史变迁、民族融合密切相关。在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长期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关陇地区杂糅多元的文化格局。而关陇地区正是秦人祖先的发祥地,这里的人民既有中原文化的精细,也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既有中原文化的追求"天人合一",又有北方少数民族追求多元宗教的痕迹,从而构成了关陇地区方言的俗雅一体、粗细兼容的格局,当然,从关陇地区人们的方言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该地区人们的一般性格,那就是:淳朴、正直、热情、忠厚。

关陇生肖民俗的文化意蕴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关陇生肖民俗是本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并挖掘其文化意蕴不仅能为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心理提供生动而丰富的民俗材料,而且对当代文化建设有启示作用,即充分发挥从天人合一观中提升出的和谐理念,利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大力弘扬和广泛推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服务。

庙会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以关陇地区传统庙会为例

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依某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内中蕴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庙会祭祀是一种和合的表现。人们祈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协调化解,实现人神天地新的融合。庙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敬畏倾诉的平台,体现了民族传人循礼遵规的道德情怀。传统庙会为民众提供了多种愿景实现的文化场域,是一种地域生活的"和合"。

明代被逮下诏狱之关陇士人考

明代被逮系诏狱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非常可观,而关陇士人在这一群体中较为突出。受关中地区古直朴素的民风遗存、关学躬行致用思想的影响,关陇士人往往身兼学者与文官的双重身份,居家砥砺气节、居官敢于谏诤是他们一贯的行为模式。整体而言,明代被逮系诏狱的关陇士人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以学问见长,甚至本身就是关学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二是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这种情况与明代中期的经济状况、社会思潮等因素密切相关。对这一批人物的梳理与关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代关学士人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持身品格。

唐代制度结构变革中的关陇集团——关于陈寅恪先生之“关陇集团”概念的界限分析

陈寅恪先生提炼形成的"关陇集团"概念,是隋唐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然而,有些学者在运用这一工具研究具体历史时,并未准确理解该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本边界。陈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强调的"关陇集团"概念界限,主要由当时制度结构设计的格局决定。关陇集团以府兵制为中心,科举制则是破坏关陇集团的重要因素,关陇集团分化与瓦解的过程正体现在府兵制与科举制两种制度兴替更张的变革之中。

“添却征人无限泪,怪来呜咽已千秋”——古代陇山诗歌文化源流初探

历代陇山诗歌,以"陇头流水"诗歌文化意象为核心,以军旅边塞题材为主,再现了历代陇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情况,品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但是,它却一直被学术界所遗忘。文章在系统搜检整理历代陇山诗歌的基础上,较深入地研究其历史文化意蕴,以图建立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对甘肃文化建设尽绵薄之力。

“关陇理学”学术背景下的明清陇右文人书法创作

明清陇右文人整体书法创作成就并不突出,但表现出的地域文化特性和审美取向有较独特的价值,值得重视。其中“关陇理学”的学术背景对明清陇右文人书法的影响深远,表现在审美取向上对“书崇鲁公”的一致性美学追求,对道统的崇尚也限制了艺术审美的多样化与创造性。

关陇民间社火传承考论

本文所指关陇地区包括关中西部和陇东地区。关陇社火历史久远,独具特色,尤重民间传承。社火脸谱、服装、把仗是关陇社火表演的三要素,它象征和凸显着社火所扮演的人物身份、文化性格。在关陇地区,社火会组织社火表演,行使自己的组织权和经济权,是中国民间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社火传承人是社火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无数社火传承人通过心口手相传,实现了关陇社火的历史传承和现代创新。

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特征

唐代宰相籍贯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南北失衡而又东西并峙的局面,这与周隋之际各地士族力量的强弱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在不同的时期,制约宰相分布的因素也各不相同。"关陇本位"政策在唐初的高祖时期和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代宗时期表现极为显著;太宗之后,科举的日渐受重视使得大量山东士族进入统治者的高层,但太宗重用山东庶族、抑制山东"四姓"的政策削弱了"四姓"的政治影响,这一政策在之后的玄宗、肃宗、代宗时期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关陇本位"使得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宰相高度密集,而重用山东庶族、抑制"四姓"的政策使得山东地区各州府宰相籍贯呈现分布广泛、小股密集的格局。唐代大运河的繁荣使得两岸州府成为东部地区宰相密度最高的地区,高门士族庞大的影响力也使得他们的故里成为宰相的密集地,而中晚唐之交的牛李党争又使得这一时期的宰相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德宗朝唐蕃关陇战争与京都防御体系的构建

唐德宗即位初期,唐朝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德宗为腾出手来处理国内战乱创伤和对付骄横不臣的藩镇,对吐蕃采取了以和为贵的政策,主动修好唐蕃关系。然而,在唐朝平定泾原兵变过程中,吐蕃借口唐廷没有兑现诺言,于贞元二年重新挑起战争。贞元三年,吐蕃在平凉会盟中又截杀唐朝与盟人员,这标志着德宗和蕃政策的彻底破产,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唐之腹地关陇地区。在此背景下,唐廷采纳宰相李泌的策略,不仅采取正确的抵抗方式和与御边措施,而且还利用西南战场来牵制吐蕃力量。经多年惨淡经营,京都防御体系进一步完善,致使吐蕃不能像先前一样动辄长驱直入,直接威胁长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