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小费用距离模型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定方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合理制定相关规划,明确重点区域与建设时序是有效开展工作的保障,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关研究,仅依靠其规定要求难以确保建设区顺利落地.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传统方法包括图层加权叠加法、逻辑规则划分法和综合区划法,这些方法侧重考虑数据的客观性、分区的主观能动性和图层的纵向叠加性,易忽视地块之间的水平扩展效应.本文从地块单元受相邻地块的水平影响入手,采用最小费用距离模型,以陕西关中地区作为研究区,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农业生态环境和水土资源条件三个方面构建分区阻力面指标体系,以高等级耕地作为扩散的"源",依据累积阻力值的突变性建立了关中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定方案,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划定为重点区、限制区和禁止区.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地区划定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重点区的面积为14828km2,占区域总面积的30.22%;其限制区面积31897km2,占区域总面积的65.00%;其禁止区面积2345km2,占区域总面积的4.78%;通过与传统的综合区划法比较,最小费用距离模型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分区在现状耕地延续性、分区连续性等方面具有优势.

近百年来关中平原旱涝振荡多尺度分析

结合西安旱涝等级和关中平原洪涝记录,利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EMD),对西安标准SPI降水指数进行分析,研究了1926-2008年西安标准化降水指数值(SPI)对于关中平原旱涝事件的敏感性。结果表明:西安SPI序列所反映的近百年来旱涝事件与洪涝记录、旱涝等级间相互印证很好,西安SPI指数对关中平原的旱涝年很敏感。西安SPI振荡呈现出多时间尺度特征,主要变化为3～5a和年代际的振荡。3～5a体现关中平原的洪涝灾害平均特征,旱涝经历了"剧烈-和缓-剧烈"的变化,当前正在波幅较强时期,旱涝变率增大。SPI呈现了"低-高-低"的年代际变化,体现了关中平原经历了"旱-涝-旱"交替变化,当前正处于较为干旱的时期,具有变湿的趋势,但不显著。

关中地区温室油桃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

针对关中地区油桃温室栽培中存在的定植密度不统一、扣棚期把握不准、草苫覆盖时间有误、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通过一系列标准化栽培技术的试验,提出了温室油桃的标准化栽培技术,这就是定植株行距为150 cm×200 cm;扣棚时期掌握在12月下旬;在温室管理上,晴天草苫揭开、覆盖时间分别为8∶00和16∶00时,阴天分别为10∶00和14∶00;并且在7月上旬至8月上旬用15%多效唑可湿性粉剂200倍稀释液进行全株喷雾2次,以利于油桃的发芽分化。

隋炀帝与江南

杨广(隋炀帝)以军事手段辅以文化战略抚定了江南,并以江南为基地实施了夺宫计划,在登基后又为发展和控制江南作了许多努力,最后欲避难于江南再图天下不成而亡。考察杨广与江南的关系,江南是杨广的政治生命所在,杨广是隋唐时期“南朝化”的重要人物。尽管由于统治失策,杨广经营江南最终归于失败但在一定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西魏、北周以来第一个走出关中本位、具有开放意识的统治者。

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西魏至隋唐之际,“关陇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维护了其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绝对主导权,而且对当时的文学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既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又有唐代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从深层次上来说,唐代文学的特质源于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及其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从强调文学为政治的附庸,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并最终形成“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唐代文学特质。

基于流域用水标准的水资源承载力测评——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基于GIS技术和流域用水标准对关中—天水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测评分析,结果表明:该经济区水资源负载指数整体较大,水资源利用程度较高;大多数区县属人水平衡区或水资源盈余区,即以流域内现有用水标准来看,这些地区水资源可承载现有人口数量或承载难度较小;关中中部、东北部及天水市西北部地区水资源超载现象较为严重,现有水资源很难承载现有人口数量.

周至方音的古今音变特点

文章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周至方音古今音变的一些特点,并就周至方音与普通话语音在古今演变方面的主要不同点进行了比较,旨在找出周至方音古今音变规律,希望能为关中方言及北方官话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

试论关中方言与普通话语的集结运用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解读《白鹿原》文本语言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运用大量关中方言为整个小说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话语支撑。在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语的书写方式及运用手法上,《白鹿原》在小说文本的语言构建方面为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典范,同时也使小说文本意义生成的外延尺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意义生成的深层架构上凸显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小说文本中关中方言与正式普通话语的有机结合运用使小说文本意义在整个生成过程中具有了独特性、互补性与充盈性。

水文设计值置信区间估计研究

【目的】研究给定设计标准下水文设计值置信区间的估算方法,评定设计值的不确定性。【方法】以陕西省关中地区4个气象测站年降水量为例,选用矩法(MOM)和极大似然法(ML)研究P-Ⅲ分布水文设计值的置信区间计算方法,计算出不同设计频率下水文设计值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并对基于矩法和极大似然法估算的设计值置信区间的长度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在设计频率为0.2%时,周至、临潼、蓝田、户县4个测站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在95%置信水平下的设计值置信区间长度分别为414.28,338.88,360.65和371.24,采用矩法估算在95%置信水平下的设计值置信区间长度分别为546.61,435.64,384.91和403.92。在设计频率为99%时,上述4站采用极大似然法估算在95%置信水平下的设计值置信区间长度分别为144.44,124.93,177.67和160.73,采用矩法估算在95%置信水平下的设计值置信区间长度分别为183.28,151.26,187.31和178.62。由此可知,在低设计频率和高设计频率时,极大似然法估算的设计值置信区间长度均较矩法小。【结论】置信区间能够为设计值的估算提供相对可靠的变化范围,用极大似然法估算水文设计值的置信区间比矩法能更有效地降低水文设计值的不确定性。

基于人粮关系的关中-天水区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差异研究

以人粮关系为基础,基于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土地资源承载力和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期间,关中-天水区县域尺度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时空差异性。结果表明,2006—2015年期间,关中-天水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的平均值为1.377,土地资源超载率为22%,总体上处于人口超载状态;对比分析2个5年时间段,土地资源承载力提高的区县有19个,占研究区县总数的29%,主要分布在区域的西北和东北部,包括天水市、咸阳市、铜川市和渭南市的部分区县;土地资源承载力降低的区县有46个,占研究区县总数的71%,主要分布在区域的中部和南部,包括宝鸡市、西安市、咸阳市和商洛市的部分区县等。研究为区域土地资源开发、人口布局、粮食安全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区域更好地落实"十三五"规划中的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政策提供了参考建议。

关中方言的促声阳化现象

关中方言存在着部分古入声字由促声韵母音变为阳声韵母的现象,这种促声阳化应当视作白读,是在入声韵消失过程中形成的。

隋朝义仓官办过程的政治考察

隋开皇五年设立的义仓本为民办,但从开皇十五年开始陆续被政府改为官办。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百姓对义仓管理不善,还有朝廷出于稳固关陇地区安全的政治考虑。义仓官办在原因、实施范围和政策演变上具有“关中本位政策”的显著特征。考察隋朝义仓官办过程的政治因素,有助于认识隋文帝制度改革的思想渊源,也有助于了解隋文帝时期的政治状况。

试论简牍所见秦对边缘地区的管辖

秦实行"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统治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之间的人口往来受到一定限制。同时,秦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且区分十分细密。具体而言,秦不但将新地纳入全国统一管辖,而且鉴于新地入秦时间短、反秦情绪强烈,对新地吏与新黔首实施了保障权益、减轻处罚、减免义务等优待措施,以强化对新地的统治。故徼虽然已经不是秦的边徼,但秦仍以非法越过故徼作为认定"邦亡"的依据,并对故徼地区实行了强化惩罚力度等较新地、徼中普通县道而言更为严苛的统治措施。秦对这些边缘地区的统治,正是针对先秦以来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重要性递减的"圈层化"模式,做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调整。

基于耕地质量等别的关中地区粮食产能与安全分析

研究基于2016年陕西省县级耕地质量等别数据,采用标准粮为研究指标,分析了关中地区耕地质量现状及标准粮单产与产能,以期为关中地区耕地资源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提供理论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地区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在4~14等,以7~13等耕地为主,耕地质量综合等别为9.72等;关中地区耕地标准粮平均单产为9 084.88 kg·hm-2,在标准粮产能方面,7等和8等地较高,4等和14等较少;总体来看,关中地区粮食产能要大于粮食需求,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生产依然足以满足粮食需求,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