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制中的“资”

有关“资”的一系列概念是唐代官制中的常见概念,在官员选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文献和考察词义,并证以史实,“官资”作为系列概念的本源,是描述官员诸多身份属性的静态概念,是对官员任官条件的总结。经由“成资”“资历”的演变,概念由静入动,逐步具备了实践操作性,最终以“资序”作为总结和出口。资序是唐代根据官员资历进行的任官排序,以年劳为基础兼顾职事重要性,是选官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官资到资序的发展,表明了唐代选官制度的专业化发展,也导致了资历、资序等日渐品位化。五代北宋时期,资历、资序正式成为官员彰显身份、争取利益的概念。

《管子》政治哲学中的公私观念

公私之辨是战国时期的焦点议题,《管子》作为战国中后期的重要文献,反映了诸子思想激烈争鸣与积极融合的特质,其公私观念一方面秉持法家立场,将公私对立的理论推向极致,以此诠释法的权威性、客观性;另一方面则吸收黄老道家思想,将天地之“无私”解释为人类社会应当遵循的法则,由此弥合了“道—法”之间的鸿沟。《管子》将“法”的精神特质定义为“公而无私”,推导出“去私立公”作为政治治理原则,并确立君主为此原则能否有效贯彻的首要责任人,进而从人性的视角以及天地无私的形上层面,诠释政治哲学“公而无私”的必然性、合理性、可行性。

略论《管子》中的“法”“令”概念

“法”与“令”两个概念的古义可以溯及至金文和甲骨文,“法”在先秦时期最初只有“刑法”的含义,后来表示抽象意义的“律则”;“令”则兼具动词和名词之意,表示“命令”。在《管子》的《经言》诸篇中,“法”概念的使用类似后世法家“法”的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令”使用的次数远多于“法”。《外言》以下诸篇“法”概念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多,并作为“令”的依据,往往以“法令”的形式连用。“法”与“令”内涵的演变,表明战国时期法家之“法”概念对《管子》“法”“令”思想的影响逐渐加深,这种关键概念含义的变化是引起后世关于《管子》一书学派归属争议的原因之一。

《管子》民本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

《管子》蕴含丰富的民本思想,回答了在治国理政中如何处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思想资源,潜藏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思维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爱民、富民和教民等民本思想,呈现出以人为本、基于政治建设和注重教化的特点。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学习和借鉴《管子》民本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町田三郎先生的《管子》研究(二)

町田三郎是日本著名管子研究专家,他的《管子》研究成果之二即《町田三郎先生的〈管子〉研究(二)》包括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关于〈管子〉“轻重篇”》。作者认为“轻重篇”是《管子》“对形而上世界的抛弃和对形而下世界的肯定”,大致产生于西汉初期出现大规模饥馑的时代,并最终形成于吕后时代至文、景盛世。“轻重篇”虽然不否定强本节用的积极作用,但认为由国家运用轻重政策加强经济流通的治世效果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轻重篇”产生的政权并非西汉中央集权,而是地方侯国——齐国。第二篇,《〈管子〉的思想——以“外言类”为中心》。作者认为这部分内容有四个特点:一是“外言”八篇都掺杂有诸家思想,二是以君臣之分、强调秩序为主,三是重视对政治的道义性反省和对政治本身的思索,四是内在潜伏着对土地和经济的强烈关心。作者强调“外言篇”的理论根据在于“中”的概念。

《管子》情报思想的三维审视:出场语境、内涵特征与当代价值

《管子》情报思想在我国情报思想史中可谓独树一帜,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情报思想的文化传统与演进历程,对继承和发扬、拓宽与创新我国的情报工作思路具有重要意义。聚焦文本研究,采用史论结合、纵横比较的方法对《管子》情报思想的出场语境、功能指向、内容结构、方法特征、保密管理以及当代价值与启示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研究认为,广泛周密精准的情报工作是赢得竞争优势的最大前提;情报与决策的良性互动是决定竞争成效的关键要素;体制机制和理念技术的优化完善是情报工作创新发展的前进动力;情报人才是支撑情报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管子》之《心术下》与《内业》的篇章关系及其生命理念

《管子》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是以存心养神为主的道论文章,经常作为一组而成为研究对象,但《心术下》与《内业》关系问题至今仍争论不少。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入文本、综合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心术下》和《内业》是不同于经传关系的互存关系,各有定位和主旨。同时,《内业》体现出极强的理论系统性,尤其在“精气”生命观方面建构了系统的生命哲学,是对之前生命理念的进升。

《管子》四篇道论的特色——与《老子》道论相比较

《管子》四篇是稷下黄老学者的作品,其思想的形成深受《老子》道论影响;然而由于政治实践性格的不同,其道论具有人间化倾向,“道”既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更是治国理政所依据的人文根基;圣人治国必先体道,《管子》四篇将道精气化,把握精气富有创生性的特点,结合天地人一体观,透过天道明晰人事,将体道进一步落实于治心的工夫;使因“忧乐喜怒欲利”而不完整的心再度因精气的留存而复归于“全心”,最后达到与道相合的状态。而其道论的特色,正体现在从道出发逐渐回归于道的过程中。

“一体之治”:《管子》空间治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

《管子》将“天、地、人”视为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和谐平衡的有机系统,认为天地人遵循着共同的基本法则,揭示了自然现象与人的能力品质的一致性。本文论述了《管子》治理哲学所秉持的“民为邦本”“义利并重”“一匡天下”的价值论,并通过对“礼治”与“法治”工具及关系的讨论,阐释“礼法”作为善治工具的本体认知。采取“予之为取”“执经达变”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三国五鄙”“均地分力”“以时禁发”和“人与天调”的空间治理实践向度,进而实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和谐共生境界。总之,《管子》所构建的“一体之治”整体性治理框架,不仅对化解现代空间治理难题有着积极意义,也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境域下“治理”模式的中国话语,对空间治理体系的构建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借鉴意义。

《管子》四篇心论的治道意蕴

《管子》四篇以治心为治身与应物的前提,从心自身、身心、心物三个层次探讨心与治道的关联,集中反映了稷下黄老道家的心灵学说和政治思维。就心自身而言,两重心说揭示出众人与圣人心灵状态的差异,意在说明圣人统治权能的依据。身心关系方面,心对身体诸感官弱的控制性和主导性,以独特的思路论证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道理念。心物关系中,虚静之心处在道的地位,借助形名之术以统御万物,是治道在抽象策略层面的说明。

历史政治地理视域下的管子研究

以往管子研究中涉及历史政治地理的成果不丰且多局限在行政制度和地缘政治的讨论上。从历史政治地理视域考察:桓管时期的时代背景和齐国外部政治地理环境使得齐国实现首霸的条件即机遇、空间和实力皆备;齐国政局非管子不可的深层动因源于其内部政治地理格局的作用。在政治地理实践中:管子以尊王攘夷为核心战略;以改革优化内部政治结构,在搞好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力量整合。齐国霸政的实质是构建新的与当时时代与主题相适应的内外政治地理格局。

《管子》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基于“女性”语义场中词的探析

从《管子》“女性”语义场中的词可分析《管子》中体现的先秦时期齐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齐国“王霸天下”离不开妇女,她们参与诸多活动,在政治、经济、军事、家庭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使齐国妇女在当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不仅高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妇女,也高于后来封建社会中的诸多妇女。

管子人性论、改革方略及其现代管理学意义

管子以其独树一帜的人性论为基础,在齐国成功实施了改革之举。管子认为管理的本质在于依据“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圉之以害,牵之以利”,引导人们主动地将其活动朝向组织战略目标。管子的人性论及其改革方略,对于现代管理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管子》四篇关联性研究:基于四篇核心术语的考察

链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作为一组文献的核心术语是精气和心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均祖述《内业》精气论,但与《内业》重在修身内圣路径不同,《心术上》《心术下》《白心》融入形名和法术治理思维,重在论述治理,外王色彩浓。《管子》四篇创作时间大致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相当,也就是在公元前319年到前311年之间。《管子》四篇特别是《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从行文到内容均深受尹文子学派的影响,但《管子》四篇保持自己相对于尹文子形名学派的独立属性。《心术上》《心术下》接受了尹文子君臣分业、名实相稽、道法合流等学术论点。《白心》的作者与庄子后学交流密切,但《白心》也同样融会贯通尹文子名法合流思想。

管子人本管理思想与方法的现代价值

管子人本管理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倡导“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理念,主张人才强国、爱民利民,民富与国富相同一。厉行人性化管理方法,达民愿以启民力,以德化人,德法兼施等,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对其管理思想方法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和有效施行人本管理。

俞樾《諸子平議·管子》補正

德清俞樾(1821—1907),^(①)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②)《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管子》十四則,詳加探討,審視俞説之瑕瑜,並作補正,祈能爲其中問題提供較爲清晰的解説。

“圣人礼禁”与“身国同构”——《管子》身体政治论研究

《管子》的身体政治论以“身国同构”为基础,以天人感应为背景,以圣人身体为枢纽,以“圣人礼禁”为主要手段。“圣人礼禁”包括圣人祭祀祖先神明及宇宙的行为和具体政令。通过修炼,圣人将身体空间进行扩展以嵌入宇宙从而获得神圣性。在此基础上,礼禁要求圣人增加身体在空间位置、外在形态等方面与宇宙的类同以获得更多政治权威。圣人建筑作为圣人身体空间的转喻也分享并累积了政治权威,所以礼禁要求圣人同时摹写宇宙与圣人建筑,获得权威的圣人身体成为政治摹写的对象。《管子》从身体思想衍生出政治理论并制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回返地加强了圣人身体的权威。在这一过程中圣人身体表现为兼具躯体康健完备、精神自由通达与政治权威,展示了身体与宇宙互通的可能性。

嶽麓簡(壹)《爲吏治官及黔首》與《管子·法法》對讀舉例

嶽麓秦簡(壹)的《爲吏治官及黔首》,主要講述“爲官之道”。其中的簡53-57這幾條簡文當看作一組,並可重新斷讀。這組簡文可與《管子·法法》中相關句子對讀。其中簡文“起居不指”中的“指”當讀作“愭”,訓作“敬”。簡文中的“徵餃不齊”中的“徵”是指賦税而言的;“餃”字則讀作“校”,是指對賦税的校驗而言的。同時,《管子·法法》“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可解讀嶽麓秦簡,反之,出土秦簡亦可解釋《管子·法法》中“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等句子的意思,也可爲“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等的解讀提供新思路。

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研究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个“七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

论《管子·禁藏》篇

本文对《管子·禁藏》篇错简复原作了三点补充论述。并认为全篇有一个主题思想，即提倡君主心中保持自我克制的思想；表现在治国理念上，又有三条思想线索，即以法治国、以时施政、以利劝民。最后指出《侈靡》篇与本篇思想上的联系最为密切，既有很大差别，又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