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明代贵州卫学与地域文化

尽管卫学的教化作用主要突出的表现于卫所,但由于卫所在贵州设置的重要性,卫学的发展实带动了贵州整个文化教育的发展。由于卫学及卫所的特点,使得明代贵州卫学占据教育优势,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担当了地方民风教化的职责,对于贵州的文化地理单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玄武镇北,八仙护城——泸州神臂城的玄武石像与东门浮雕

泸州神臂城现存的众多遗迹中,玄武巨石像与东门浮雕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对其年代多有争议,涵义亦缺乏系统阐述。经分析研究,玄武巨石像并非产生于南宋抗蒙战争中,而是雕造于玄武信仰最盛行的明代,发挥着指示方位、征服水患、镇北守城等作用。东门浮雕被确认是暗八仙,这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城门是否重修及重修年代的依据,也体现出八仙护城的防御设计思想。玄武和八仙等相关遗迹,为神臂城增添了神秘的道教文化色彩。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明清时期的岭南书院及其对文化的贡献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岭南书院兴盛于明代，在晚清达到高潮，它极有助于古代岭南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学术发展。

易学与晚明小品

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明清图书翻译的特征、种类及作用

本文对我国在明末和清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图书翻译进行了梳理和剖析,总结了这一时期西学翻译的历史概况,阐述了东西文化交流中翻译图书的重要作用,以及历史上有识之士对于西学翻译的贡献。

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 传播的途径、特征及其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对外传播中,始终秉持着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宏大气度与“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处世之道。自明初琉球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后,中华传统文化东被琉球主要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琉球对华外交活动中的文化受容、“闽人三十六姓”的播迁与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习传等三条途径。中华传统文化向琉球王国的交流与传播,是中琉五百多年友好关系的发展与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可为当今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明中后期“学凡三变”现象及其诗史意义

中晚明时期,“学凡三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词章向制举、向心学的转变则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由词章向心学转变,与重道轻文传统、明代科举制度、心学流行等文化机制密切相关。由词章向心学的转变,并非表现为彼此间绝对的扞格不入,其实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诗学与心学的杂糅,中晚明性灵诗学的流行、诗学理性化的回归,与此均有内在关联。“学凡三变”既是观测明中期学术生态嬗变的重要基点,又是探究明中后期诗坛生态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明末清初西学之所以能东渐,主要有耶稣会士起了媒介作用、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中国学者会通中西的文化实践等方面的原因。

晚明文化变局下的中国传统科技走向

在晚明社会思想文化变迁与西学东渐的大变局中,传统科技作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具有文化性、民族性等特性,推动了晚明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然而在西学东渐的契机下,中国传统科技并没有与引入的西方科学结合,从而冲破当时文化的束缚和限制,成为思想解放的武器,推动社会变革前进。最终,中国在农业文明中逐渐走向衰落,而西方在近代科学技术推动下,迎来了工业文明时代。中国传统科技最终只能与传统文化一起,面对东西方文明的冲突,遭受被侵略和取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