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对其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保护具有重要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已有了初步的立法规则构建,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年龄划分界定不清、监护人同意规则不足、未成年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现实困境。结合域外国家最新立法及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以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础,需要对未成年人年龄标准进行三阶段界分、提出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未来出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保护制度,以此优化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互联网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构建研究——从“监护人同意制度”的角度切入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促使各国立法者考虑对儿童个人信息采取倾斜性保护。纵观各国监护人同意制度,可分为严格限定模式与适龄保护模式。其中,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与英国《适龄设计守则》分别在监护人同意的“可验证性”和儿童保护的“适龄性”方面的做法值得进行重点考察与借鉴。相较之下,我国现行的监护人同意制度以固定年龄为界限进行划分没有适当依据,导致了儿童网络保护的法律空白,忽视了儿童对自我决策权的需求,更不符合网络行业实践;笼统的制度设计在忽略儿童主体性的同时又过度期待了监护人理性,对监护人同意的真实性也缺乏有效的核实方式。因此,应当学习英美经验,逐渐由严格限定模式向适龄保护模式转变,调整年龄划分,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设计以改善其局限性,进一步促进儿童个人信息保护。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路径

目前智慧图书馆建设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仍面临诸多问题,《公共图书馆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缺乏必要协调导致未成年读者信息保护层次不清,监护人知情同意制度难以落实,多元的信息处理者与信息处置化解导致读者信息面临风险异常升高,都导致未成年读者信息保护陷入真空地带。新时代图书馆建设中应当把握住未成年读者信息的动态与规模化特征,明确信息支配关系中的主体关系,通过完善未成年读者信息的分级保护机制,并通过信息撤回权、删除权、集体协商机制提升知情同意制度运作效果,同时建立起一整套防范利益冲突与信息泄露的合规机制,提升未成年读者信息保护的实效。

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未成年读者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但实践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严重问题,应予以解决。研究发现,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适用落空,知情环节存在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同意环节存在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问题。数字图书馆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在知情环节提供专业与多版本服务协议,严格履行法定的持续告知义务;在同意环节尊重同意撤回权与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同意者身份集约认证。最后,数字图书馆还应注意保护孤儿与“事实孤儿”的个人信息权益。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同意制度的完善——基于我国36款APP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监护人同意机制的分析

监护人同意制度对大数据背景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同意的相关规范,可以发现现有制度在法规层面表现出衔接不够紧密、缺乏后续验证指引以及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等问题;进一步对比分析国内36款APP中未成年人的专项隐私政策,也同样存在隐私政策虚化、同意机制操作方式模糊以及后续验证方案欠缺等不足.为此,要考虑明确国家机关的主体地位、细化监护人同意的验证方式以及形成公私兼备的规制体系,使监护人同意制度日趋完善,共同助力构建良好的未成年网络环境.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监护人同意规则是监护人知情权和代理权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自然延伸,但在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方式上仍面临诸多困境。对该规则作本体论分析后,对保护的客体作目的论限缩解释,破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逻辑冲突。同时,权衡该规则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论竞合关系,并与传统民法体系相衔接,将监护人同意界定为法律行为。以此为基础破解现实困境,还需坚持最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体以分级分类管理为思路,从适用范围的三阶层修正、实施方式的强弱区分和保障方式重构三个方面着手,体系化完善监护人同意规则的特殊规定。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监护人同意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文章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的监护人同意规则进行理论阐释,梳理该规则存在的主要困境,并就更好地完善与实施该规则提出建议。通过研究我国法律规范文本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制定的未成年人用户隐私政策,发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的监护人同意规则存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监护人同意的年龄标准与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划分标准相冲突、对未成年人年龄和监护人同意的鉴别流于形式、监护人滥用同意规则侵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等问题。提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未来出路:细化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监护人同意年龄标准、开发公共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处理身份识别系统、构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遗忘权。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1条的展开

我国目前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面对两大困境:一是现有年龄界限的简单二分法缺乏弹性,既存在部分年龄段未成年人保护缺口问题,又损害了部分未成年人的信息自决权;二是监护人替代子女行使知情权和同意权的过程中存在着监护人认知能力有限、信息处理者收集未成年人数据决策的不可知性以及采取同意的技术机制尚不完善等难题。为破解以上困境并结合数字时代信息流通的特点,应当构建以“年龄界限”为基础的监护人替代同意制度,具体通过细分年龄界限、引入风险管理理念、构建基于风险等级的同意标准、加强信息处理者安全保护义务以及始终贯彻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等举措来实现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

知情同意中患方权利人的排序

知情同意是重要的病人权利之一。患方知情同意权的排序 ,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利益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 ,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实践问题。对知情同意权的内容 ,患方权利人的范围、资格和排序从医学伦理学角度进行初步分析 ,同时探讨了在特殊情况下知情同意权的伦理悖论和操作上的两难问题。我们认为 ,在医疗行业快速市场化的今天 ,尽快建立病人权利法规 ,对包括知情同意权在内的病人权利作出法律规定 ,已经是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了。

抑郁症发作期患者就诊与住院知情同意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目的探讨抑郁症发作期患者就诊与住院知情同意状况,寻找既方便患者就诊和住院,又可避免因患者知情同意问题引起医疗纠纷的方法。方法对符合CCMD-3的抑郁发作期患者进行知情同意状况调查。结果患者对就诊知情者87例(52.41%),不知情者79例(47.59%);同意就诊者70例(42.17%),不同意就诊者96例(57.83%)。患者对住院知情者65例(39.16%),不知情者101例(60.84%);同意住院者53例(31.93%),不同意住院者113例(68.07%)。结论保证监护人对患者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知情同意权是减少医疗纠纷的关键。

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知情权问题探讨

目的探讨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过程中的知情权问题。方法将63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按入院顺序分为A组316例和B组314例;A组只让家属享受知情同意权,B组先让家属享受知情同意权,如家属同意让患者享受知情权,再让患者享受知情权,如患者拒绝住院,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强制住院。根据家属的意愿,两组之间可相互调整,调整后的A组为研究组382例,B组为对照组248例。于患者入院24 h内采用攻击行为量表、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评定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自拟问卷统计患者及家属的一般资料,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60.63%家属不同意让患者享受知情权,不同意享受知情权患者的特征是:男性多,年龄低,病程长,受教育年限短,从事体力劳动者,性格外向,家族史阳性者,有攻击行为,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量表总分及P分和G分,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严重程度总分,攻击行为量表总分及4个因子分高。结论急性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知情权可以转移给患者的法定监护人;既不能忽视患者的知情权,也不能盲目地强调患者的知情权,最重要的是保证患者监护人对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知情同意权。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进路——对“监护人或家长同意”机制的反思

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从监护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担责转型为由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承担、监护人教育辅助。国际通行的"可验证的家长同意"机制从实践角度观察是无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建立在隐私控制理论基础上的同意机制本身的无效;以年龄划分为基准的监护人同意机制的不确定性以及监护人主观上的不确信;技术和成本上的难题。因此,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个人信息保护责任的范式下,应当建立"在不同的场景下通过设计来保护隐私"的规则,并制定与该规则配套的整体机制,尤其应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同时,监护人应当担负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多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企业责任

儿童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好奇心强以及消费行为活跃等原因,成为网络环境下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要对象之一,这往往导致其隐私权等权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受侵害的风险。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自律规则中都规定了企业尊重和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人权责任,但是当前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实践活动却缺乏符合儿童特殊需要的、覆盖所有儿童主体和整个信息生命周期的系统性规则,不仅忽视了儿童群体因年龄、性别等方面的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保护,也忽略了监护权与儿童独立隐私权、保护与促进参与发展的平衡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儿童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应促使企业在保护儿童的网络隐私权方面,针对他们特殊的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儿童的隐私保障政策、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充分开展儿童网络隐私权的影响评估,为儿童网络隐私权提供技术和网络素养的赋权,促进其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全面实现发展目标。

论互联网时代儿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完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儿童成为网络“原住民”。由于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儿童在参与网络活动时个人信息极易遭受泄露和滥用。儿童个人信息侵权事件频发,加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迫在眉睫。基于对我国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的分析,当前我国儿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存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行政执法监管力度不足、监护人同意机制失效的问题,建议从健全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儿童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执法监管、完善监护人同意制度具体规则设计方面着手进行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儿童个人信息的全面有效保护。

民法典视域下非近亲属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研究

在《民法典》的监护制度体系中,监护人的范畴还包括被监护人近亲属之外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然而现行立法关于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规定却较为混乱,如医疗决策时适用的知情同意制度,仅以患者和近亲属为核心构建,缺少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明确规定,致非近亲属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存在障碍。故当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对《民法典》相关制度予以优化,明确监护人之知情同意权主体的规定,并加强医疗机构对之的监督职责,以保障作为患者的被监护人的利益。

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的三重保护规制

随着未成年网民规模扩大,其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成为焦点。我国将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主要分为家庭、网络和公权力保护,但家庭保护中的监护人同意遭受质疑,网络保护中的主要责任主体缺位,公权力保护中的救济规则构建存有缺陷,使三重保护出现漏洞,危害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安全。通过“替代决定”模式修正,从而明确履行网络安保义务,规制公权力保护救济,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信息权益保护,实现三重保护衔接,在尊重未成年人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空间中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障与优化——以APP隐私政策为研究视角

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我国应当在立法上设置前后衔接的未成年人年龄认定标准,并合理、细致地划分监护人同意规则的适用区间,以实现“保护+促进”的双重价值实现;同时,通过对网络运营商内嵌“软法”强化督促其对信息处理行为的自我修正;最后要以“行政+司法”双重手段给予未成年人额外保护,尤其是补充公益诉讼手段的法定类型以尽可能填补未成年人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数字鸿沟”。

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在App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适用分析

在未成年人使用App软件过程中,准确理解与严格遵循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至关重要。通过对24款App隐私政策协议中未成年人使用条款下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的落实适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着年龄保护范围不一致且缺少分层设计、监护人非理性决策、知情同意虚设、撤回同意规范不清等问题。基于法益保护界分模糊、监护人“理性假设”尚不明晰、识别提示技术相对落后等原因分析发现,要发挥好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在App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应当针对性地从立法上强化法律规定、司法上区分设计场景、实务上优化技术路径以完善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落实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及相应法律条款的具体适用,促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研究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是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创新性规定,法条内容紧跟时代发展和国际最新立法理念。然而我国法律规定的医疗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仅以患者和其近亲属为核心构建,将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排斥在外,导致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存在障碍。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维护被监护人的意志自由,应当明确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享有知情同意权,并确立患者近亲属与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冲突时的相关规范,对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行使知情同意权进行法律规制,完善非近亲属意定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行使。

患儿法定监护人对药物临床试验的认识、态度及关注点研究

为了解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主要对象即患儿法定监护人对药物临床试验的认识、态度及关注点,以探讨儿童受试者保护方案和临床试验教育策略,提高儿童临床试验的参与度和依从性。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在某三甲儿童综合医院随机调查300位监护人,以住院病房为单位,每个病房随机抽取12张病床作为抽样床位,该床位住院患儿法定监护人即为调查对象,发现有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月收入以及听说过临床试验的监护人对临床试验的认识更好;受试者直接获益、受试者风险、受试者保护、经济利益是监护人的主要关注点,建议通过提高监护人认识、加强医患沟通和加强有效的伦理审查等保护受试者权益,促进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的合理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