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瑰艺术的传承模式考察与发展路径研究

花瑰艺术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曾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又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传承几度濒危,已有的文献对花瑰艺术的关注不够,以传承模式为切入点的研究更是少有。该研究期望通过对其传承模式的考察分析,为其传承发展提出有效建议。该研究运用田野考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客观总结归纳了花瑰艺术传承模式的状况,借鉴传播学理论,从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目的及传承效果5个维度,探究花瑰艺术的传承模式,发现花瑰艺术的传承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参与传承主体的增多、传承内容的拓展、传承方式的多维、传承目的不同角度的侧重、传承效果更加显著。总结了花瑰艺术的传承模式,为花瑰艺术的传承发展提出了一定建议,有利于促进花瑰艺术的传承、保护、发展,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郭华临证运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经验

郭华教授认为仲景用药严谨,遵从原著精神,认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去桂枝正确。《伤寒论》第12至第30条是仲景论述桂枝汤的症状鉴别及加减应用,第28条亦出现类似太阳中风证症状,但病机为水饮外溢太阳经脉,水饮结而不开,桂枝的应用不利于水饮向下走之势,故不应当用气味俱轻走表之桂枝发汗。保留芍药酸收经脉之水饮,使水饮向机体内下走,引水归渠,再通过白术、茯苓运转脾气、通利水道,使水饮从小便而出。引水归渠、健脾利水是本方的治法特色,陈修园评价本方治疗水饮方法为“立法新”。本文列举郭师运用此方的案例一则,从临床实践角度证实本方的有效性。

《迟桂花》与《伊豆的舞女》的审美比照

郁达夫与川端康成在家庭背景、创作思想、艺术表现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多相近之处,特别是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迟桂花》与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艺术特色、美感特征等方面存在更多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两篇小说的美学风格、审美意境和女性美的独特的审美视角进行比照,以期从美感特征和审美意识方面研究郁达夫与川端康成这两位文学大师在小说创作中美学思想的异同。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析张爱玲自译《桂花蒸·阿小悲秋》

张爱玲作为译者的身份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她不仅翻译了不少美国文学著作,而且有不少自译作品,其自译风格也别具特色。文章从适应选择论视角出发,探讨张爱玲自译《桂花蒸·阿小悲秋》的翻译策略。

王珪《华阳集》的误收、辑佚与流传

北宋王珪的《华阳集》至清代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今所流传者即为此本,但此本误收现象严重,辑佚也很不完备。在劳格、栾云贵等人的基础之上,对《华阳集》中误收、重出、失收诗文加以综合考订,可以补入佚文九篇。从《华阳集》版本的历代流传状况来看,今所流传的辑佚本出现误收的原因,在于四库馆臣的辑佚疏漏,而非《永乐大典》的引文本身有讹误。

刀型截齿截割煤岩的实验研究

采用煤岩截割综合实验系统对刀型割煤岩的截割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得到了刀型齿截割过程有关参数的变化 规律曲线,这对于提高刀型齿截割效率,对于有效地提高采掘机械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看张爱玲自译——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通过分析影响张爱玲自译行为的因素,研究其自译本所体现的翻译规范。研究发现张译本主要遵循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规范;研究同时发现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目标语文化规范的制约,在自译过程中使用了删减、改译等不符合常规的翻译方法。译者考虑到其翻译目的、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等因素,对其作品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儒家的修身学说与汉代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修身以安天下、轨德立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先秦圣哲无不强调修身安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轨德立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士大夫的轨德立化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它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

重读《活着》:探析余华创作思想的流变

余华在《活着》中塑造并讴歌了一个做稳了奴隶的阿Q式的福贵形象,表达出他对"活着"的庸俗理解。论文重读《活着》及其前后的其它作品,探析余华创作从"狼图腾"到"牛图腾"的思想流变。

关于李杲“详于治脾,略于治胃”提法之商榷

《临证指南医案》的编者华岫云提出,金元医家李杲对脾胃理论的阐述实属"脾胃合论",在治法上是"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而叶桂则强调"脾胃分论",并总结提出了"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的著名观点。各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在"叶桂"章节中基本上都同意华岫云的论述。然而,通过对李杲学术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对于李杲"详于治脾,略于治胃"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杲所论之脾胃与叶、华所论之脾胃"名虽同而实异"。

“规划”的汉字解构与全息解释

汉字的魅力来自于它的结构。通过对汉字"规""划"解构的归纳,尝试从新的视角对其进行解构,然后对规划进行全息的解释分析。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规划"一词的新的解构对加深认识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理解规划的原理与过程以及实现规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语言顺应论看张爱玲自译策略——以《桂花蒸·阿小悲秋》英译为例

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会考虑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会在翻译过程中顺应自身需要和交际需要。以《桂花蒸·阿小悲秋》的英译为例,从语言顺应论角度分析张爱玲的自译行为: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考虑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以及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习惯等,采取删减与改写等翻译策略,同时意译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从而使译文顺应目标语读者的需要,顺应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以及交际语境,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称谓研究管窥

对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的研究,不能回避对其称谓变迁的探讨。在其称谓从“归化人” 到“渡来人”、从“华侨(侨人)”到“大陆移民”不断演变中,“大陆移民”这一称谓最符合史实,该称谓的变迁反映了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的定向历程。

清溪道与1883年霍西访清溪县“记事”评介

英国人亚历山大·霍西1883年春沿四川省古清溪道游历,以及访问雅州府清溪县,其事记于其《华西川贵云三年三次游记事》。对其略作评介,对研究地方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见霍西之关注点和用心与意图。

黄贵华治疗原发性肝癌经验

黄贵华教授指出,原发性肝癌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为肾阳亏虚,标实为湿热、痰浊、瘀血等。治法上提倡标本兼治、攻补兼施,以期养正消积。早期以治标为主,湿热内蕴较轻,或偏于上焦湿热者,选用自拟方藿香化浊汤清热化湿,健脾和胃;湿热较重、痰浊内生者,常用自拟方涤浊扬清汤清热涤浊。中期以健脾胃、护中焦,解邪毒、化瘀血为主,常用扶阳建中汤或新四君汤健脾胃、护中焦,用乌头汤加减、壮肝逐瘀煎解邪毒、化瘀血。晚期,寒热虚实错杂,寒多热少,治宜寒热虚实兼顾,偏于温补,在乌梅丸基础上自创乌梅环抱综合法扶阳以调寒热;术后患者,阳气大伤,常用淫羊温肾汤填补肾精;如出现肝脏衰竭、失血性休克等危急重症时,当用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破阴回阳、引火归元。在急救用药时,注重序贯给药模式。

潘天寿“画贵能极”说释论

画贵能极”说是 2 0世纪中国画巨擘潘天寿先生的名论 ,多年来一直为国画界津津乐道 ,然而对这四字的理解则见仁见智。本文认为“画贵能极”其内涵包括 :主张人品极高洁 ;学问极深广 ;艺术境界极脱俗 ;绘画风格极强烈。与传统山水画家“集大成”的方法比照 ,属于强化个人风格、一线突破的创新思路 ,但也往往导致不易归于“平淡”之境界。

郝贵华主任医师治疗股骨头坏死的经验

介绍郝贵华主任医师以补肝肾、强筋骨、活血化瘀、止痛法,内服外用中药,牵引治疗,练功疗法,注射疗法治疗股骨头坏死的经验。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水利问题初探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水权,属于土默特蒙古所有,在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将土地租典给民人之时,水权亦随之发生转移,但亦有水权单独租典的情形。水资源则随着本区农垦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日益匮乏,导致水利纠纷事件频繁发生。一般情况下,水社根据制定的水利章程处理水利纠纷;在水利纠纷而导致刑事案件发生时,则由官府依据水利章程进行处理。

华南圭与北平水环境治理(1928-1929)

1928-1929年期间,华南圭担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他领导工程技术专家制定了具有现代技术水准和环境意识的整理玉泉水系、永定河通航等水利计划,并使其中一些计划付诸实施。这些计划成为解放后北京城市水系整治的蓝本。他对北京水环境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至今仍然不失其深刻与新颖之处。他所主持的工作为北京水利史写下了不应忘却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