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中的纪功现象研究——以供养人像中抱弓侍从为例

莫高窟第85、100、121、196、203、205、244、397、401、427、444、454窟,榆林窟第12、16、19、34窟,在甬道南、北壁或其他位置绘有索勋、曹议金以及李圣天等供养人像。这些供养人像身后绘抱弓箭的侍从。侍从所抱的弓箭应是由皇帝赏赐。供养人像身后绘制抱弓箭的侍从,其实是对供养人功绩的记述和彰显。抱有弓箭的侍从出现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的供养人像中具有纪功的性质。

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所载尼僧多为法律尼的原因初探

纵观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留存下来的敦煌文献,关于尼僧的记载并不算多,而这些留下印记的尼僧多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法律。文章对吐蕃占领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法律尼作了初步梳理,对法律这一僧官的具体事职进行了分类探析,从而得出了这些尼僧多担任法律这一僧官的原因:大族背景的助力、法律一职的冗滥及女性自身的努力。

敦煌莫高窟第152窟初探

莫高窟第152窟是敦煌石窟晚期营建的重要大型洞窟,关于此窟的营建年代,特别是背屏后的回鹘风格作品及回鹘文题记,一直以来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该洞窟的实地调查,对洞窟营建与重修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现存的回鹘风格壁画与回鹘文题记进行解读。认为此窟的营建开始于五代至北宋初期,完成窟顶绘制后很可能经历了短暂的停工,北宋时继续完成全窟壁画的绘制,并同时在后甬道附近绘制了回鹘风格的壁画。此后有回鹘人曾进入此窟,并在背屏上补绘了小型的供养人像。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与社会

归义军时期敦煌的乡族力量主要包括乡豪、乡里胥吏、耆寿。乡族力量在敦煌社会中的功能有组织集体活动、倡导公共建设、推行社会教化、调解民事纠纷、参与政治活动。乡族是归义军政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得不依赖的对象,在建设乡村、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P.3804咸通七年愿文与张议潮入京前夕的庆寺法会

通过校注P.3804正面所抄愿文,并结合P.3770《张族庆寺文》等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认为这两件文书撰写于咸通七年八月,正值张议潮束身归阙前夕。此前数月张议潭逝于长安,唐廷遂频繁催促张议潮入京。张议潮只得在所建佛寺尚未完全竣工时,仓促举办以庆祝寺院落成为名的法会。其深层目的,乃是在离开敦煌前夕炫耀己威,以稳定和拉拢人心。此两文便是为该法会而作,文中在称张议潮为司空的同时,又有多处称其为尚书,表明以往学界所持归义军首领获得新称号后即不再使用旧称号的观点,应予修正;在以称号为据为文书断代时,也应慎重考虑新旧称号交替并行的因素。

莫高窟第365窟七佛榜题录释

敦煌文书P.4640《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修功德碑》记载吐蕃占领时期高僧洪曾在莫高窟"开七佛药师之堂",一般认为即今莫高窟第365窟。此窟西壁设佛坛,上塑禅定七佛,浮塑背屏,七佛右肩后的背屏上各存一方榜题,文字存大部,可知为"过去七佛"相关内容,主要出自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本文认为第365窟七佛塑像为初建时原作,榜题系宋代重修此窟时题写,其内容与初建时期所表现的药师七佛信仰完全不同,是研究宋代过去七佛信仰的重要资料。

再论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国王与皇后及公主画像——从莫高窟第4窟于阗供养人像谈起

莫高窟第4窟东壁门南于阗皇室供养人画像的身份分别是于阗国王尉迟苏罗及其皇后阴氏、两位于阗公主及两位婢女。榆林窟第31窟甬道北壁所绘的男女供养人像也是尉迟苏罗与阴氏夫妇。莫高窟第4窟内其他汉装男女供养人像可能均为敦煌阴氏家族的成员,此窟可能是于阗皇室与阴氏家族共同开凿的一个洞窟。莫高窟第4窟与榆林窟第31窟建成的时间,都在北宋初期尉迟苏罗继位为于阗国王之后。

晚唐张议潮入朝事暨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

沙州归义军政权曾长期致力于控制凉州,由李行素墓志可知,咸通八年,在朝廷的斡旋之下,归义军被迫放弃凉州,凉州被嗢末部族所控制。李行素这次单车西使,说服张议潮奉笏入朝,实现了唐中央对归义军的羁縻控制,并通过分割凉州而实际削弱了归义军,进而利用嗢末势力实现了掣肘和压制归义军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嗢末具有与吐蕃民族近似的西羌文化特征,以及曾为吐蕃奴部、庶民的身份地位,所以李行素墓志才称其为"羌",其主要成员构成应与党项、苏毗等民族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直至晚唐五代,嗢末始终控制着凉州,强烈影响着河西走廊各部族政权的局势。

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

敦煌归义军政权实行据地出税的政策,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税草和税柴。由于归义军实行请田制度,不仅赋税的征收完全以土地为据,就是部分差科的征发,也以土地为据。赋税主要以乡为单位征收,具体则由“某头”负责。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既与中原王朝的制度有一致性,也有自己的创造和变通,但在发展趋势上却与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唐后期五代宋初经济制度的演变。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

本文利用敦煌资料及正史资料对归义军与辽、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互使或战争关系作了考察，并从时间上入手，对这三个政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各政权之间的战略格局所左右的，它既反映了唐宋之时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变化。

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内地诸州府国忌行香制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

张议潮、张淮深叔侄统治时期的敦煌,曾多次举行国忌行香活动。晚唐敦煌的国忌行香活动与内地诸州府相比,至少存在三点差异:其一,国忌日数不同,睿宗、肃宗、德宗的国忌日在内地早已废止,张氏叔侄治下的沙州则继续在其忌日设斋行香;其二,国忌行香举行地点不同,晚唐敦煌以开元寺为主,其他七寺亦有举行,内地诸州府则是所有国忌日均在当州开元寺(观)举行;其三,沙州的国忌行香活动允许士庶百姓参加,内地则不允许。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晚唐沙州举行国忌行香活动并非经过唐中央敕许,而是张议潮自行主动模仿内地制度的结果;同时,也与沙州特殊的寺院体系,以及张氏叔侄希望藉此获得当地士庶支持、巩固自己统治的意愿有关。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仪仗乐队乐器考

本文以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及东壁南侧下部所绘《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的仪仗乐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仪仗乐队的功能、乐器属性等方面的归类,考证了晚唐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统军出行仪仗乐队的编制、乐器以及乐舞配置,重点分析了出行图中出现的各类乐器的沿革、形制、材料和演奏形式,并结合相关史料,对归义军时期的音乐机构进行了合理地推论,以期在上述诸方面得出一定的结论。

《张淮深墓志铭》与张淮深被害事件再探

本文主要根据法藏敦煌文书P.2913V《张淮深墓志铭》及从非常著名的《张淮深碑》抄件(S.6161A+S.3329+S.141564+S.6161B+S.6973+P.2762)卷背诗文中新找到的相关记述,对这些文书及其折射的归义军史诸问题进行了辨析考证。指出:《张淮深墓志铭》为葬后补写,当撰于索勋当政期间,即景福二年至乾宁元年(893—894),略晚于同是张球所撰作的《索勋纪德碑》;通过对上述文书及当时敦煌史事的分析可知,索勋掌权后曾有过迁改葬张淮深及其诸子以安抚张淮深旧属等举动,表明在张氏家族的内讧争斗中索勋的态度相对和缓,不像张淮鼎、张议潮十四女及李氏诸子那样激烈;与张淮深同时遇害的主要就是其与陈氏夫人所生六子,并无陈氏本人,张淮深其余儿子则因非陈氏所生而没有死于此难,推测张淮深当与诸嫡子政见一致,而诸庶子在此次血腥政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特殊;张球撰作上述文书时非常用心,遣词用字均仔细斟酌考虑,透过其于字里行间的隐晦表述,我们既可以索解出部分研究线索,又可以感受到张球与张淮深感情之深厚与行文之老到。

大中五年张议潭入奏相关问题辨析——以杏雨书屋藏羽032-1《驿程记》为中心

本文赞同前辈学者提出的杏雨书屋藏敦煌文书羽032-1《驿程记》是大中五年张议潭使团前往京城长安的行程记录的观点,并补充了几点论据。随后主要据《驿程记》探讨了有关该次入奏活动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认为该使团到朝时间和归义军正式设立时间可分别确定为大中五年十月、十一月,对近年有学者提出的P.3750书状中的入奏押衙王敬翼属张议潭使团的说法则提出了异议。

论萨毗地区的吐蕃势力及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吐蕃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占领了萨毗城,并设置了萨毗军当道节度,亦即khrom(军镇)。“安史之乱”爆发后,鄯善地区全部为其占领,吐蕃在这里设有萨毗地区节度使(khrom),归属吐蕃东道节度使和德伦盟会(bde blon vdun tsa)管辖。萨毗地区节度使最高长官将军(dmag dpon)仍然驻于萨毗城,在播仙、石城、新城等地派驻官员对这些地域进行管理。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吐蕃萨毗地区节度使政权被称为璨毗或璨微,与归义军进行通使往来,于阗独立后也通过萨毗地区节度使辖境进入敦煌等地。张氏金山国时期,张承奉曾派兵征讨璨微。此后的曹氏归义军时期,吐蕃萨毗地区节度使残余势力仍然与仲云部族一起占据着鄯善地区。

谁主沉浮：敦煌莫高窟《维摩变》的图式与语境

敦煌壁画《维摩变》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贞观样”"吐蕃样”"归义军样"三种图式,这三种图式分别与敦煌唐、吐蕃、归义军三个时期独特的历史语境相对应。本文通过三类壁画图式构成要素的比较,结合敦煌文书和历史文献,对《维摩变》图式的变化原因和语义进行了分析,在还原《维摩变》壁画图式所包含的图像要素和历史语境方面提供了明确的意见。

归义军政权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以P.3231《平康乡官斋籍》为主

官斋劳动是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承担的杂役,官员、衙前子弟、色役人等出现于官斋劳动中表明其本身虽免杂役,但不能影庇户内其他丁男。这种对徭役影庇的限制与中原地区的政策是一致的,归义军时期官员等政府服务人员出现于官斋及其他杂役中,显示其限制政策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落实。

在敦煌居留的于阗人的法华信仰

中国中古时期于阗与敦煌两地都十分流行法华信仰。五代宋初时有不少于阗人在敦煌居留,在当地留下了关于法华信仰的一些遗存。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是学术界很少注意的问题,节度使多妻制的出现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存在的多妻现象;二是归义军节度使通过多妻制达到与敦煌各个大姓之间联姻,以维护自己政权的目地。从张议潮、张淮深到曹氏归义军的曹议金等,都采取多妻联姻。归义军时期敦煌百姓中多妻是一种普遍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为弥补因战争导致的性比例失调、人口锐减等采取的一项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