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明清时期汉水流域会馆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汉水是古代“江河淮汉”四大古河流之一,地处长江与黄河之间,成为沟通关中、中原、川蜀和荆楚的重要黄金水道。明清时期汉水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交通南北、控扼四方”的高度发达的商旅交通文化,带来了会馆的大量兴建。因此,该文以明清时期的汉水流域会馆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学方法,通过地方志等资料的爬梳整理,以ArcGIS为技术手段,对该时期汉水流域会馆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

南丝路新见《四川会馆重修川主庙碑》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重要驿站永平杉阳镇有一通《四川会馆重修川主庙碑》,该碑对研究永平县杉阳镇发展史、汉族移民史、四川会馆发展史,以及杨慎历史和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该碑为研究对象,对立碑时间、杨文宪公祠、杨慎永昌戍所、杨慎去世地点、杉阳地名变迁、重修川主庙事宜和四川商人的民间信仰等进行了研究。

晚清民初的上海会馆戏曲活动

晚清民初的上海会馆,是商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会馆的戏曲活动,标志着商业与戏曲的联系。现有资料可查的上海会馆公所近400家,较具规模的前后也达100家,如南市商船会馆、绍兴浙绍公所、福建三山会馆等。上海的工商会馆,一般均建有固定的戏台,成为同乡商人住宿、议事、祭祀、宴乐,尤其是同乡联谊或商业酬神的娱乐活动设施。除了应有的酬神演剧功能外,平时会馆戏台已经成为应酬演剧的商业性场所。所以,会馆戏台成为商贾与戏曲发生关联的最基本纽带。上海会馆的戏曲活动,在上海近现代戏曲的衍变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的价值作用。

宁波庆安会馆在海丝文化建设中的活化利用

宁波庆安会馆具有传承宁波商帮文化和承载妈祖信俗文化两大独特价值,在当代海丝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庆安会馆和宁波地区其他相关资源,通过开拓海丝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海丝文旅品牌、数字化赋能会馆形象三条活化利用的具体路径,让庆安会馆在海丝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合适应性再利用的两湖会馆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研究

简要分析了会馆与会馆建筑的来源,以及目前我国会馆建筑改造的基本方式。以贵州省贞丰县两湖会馆建筑为例,通过探讨该会馆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外部空间整治、内部空间改造和局部细节等方面的再利用方案,探索了我国中部地区县级区域会馆建筑保护和再利用的有效途径。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以这一时期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其工商会馆"庙——馆——市"的合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工商会馆已不是纯粹封建行会组织,而是"庙、馆、市"合一的商人自治团体和市场组织,是中国商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现着行会的旧质在逐渐蜕变,市场新质在不断聚积,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特点。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从重庆湖广会馆管窥山城会馆园林特征

以重庆湖广会馆为例,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会馆园林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从相地选址、环境特征两个层面进行探究,以摸清会馆园林与中国古典主流园林类型的区别与联系,明确山城会馆园林的特征,进而挖掘我国这一特有的园林文化及对现代商务会所园林景观设计的借鉴意义.

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晚清民国畲族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向——以山民会馆为中心的察析

在“现代化”视角下,山民会馆之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意义得到彰显。山民会馆烙印着强烈的同宗同族的“血缘性”,决定了其实质是“会馆”模式的祠堂。晚清民国畲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政治牵引以及畲族民族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山民会馆的创建与畲族乡村政治现代转向的社会基础。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山民会馆的功能发挥与角色转变透视着畲族乡村政治艰难的现代化探索进程。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从“共有”到“公有”:新中国初期北京江西会馆财产的清查与接收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同乡会馆的治理既有社会因素,又有经济需要,集中体现为对各省会馆财产的登记和接收。江西省会馆财产的清理与接收,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公产转为人民财产的两个阶段,既利用了旅京江西同乡会,又借助了“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直接领导下间接完成的。这一点,既反映了清末以来现代政权对民间组织不断侵蚀的趋势,又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特征。

论商业会馆碑刻资料的历史价值--基于17～20世纪广西经济移民活动的分析

"会馆是商人的驿站和外交使馆","是促进商品经济繁荣的民间力量"。清代至民国,商人在广西共修建了260多个会馆,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修建记事碑、捐助碑、约定碑等。这些碑刻资料属于典型的民间文献。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非常缺乏民间商业活动的记载,所以这些碑刻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结果,分类介绍了这些资料的内容、表现方式及其特点,分析了与广西经济移民活动有关的历史信息,论述了城镇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保护会馆及其碑刻资料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略论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川的天后信仰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地方志和近年出版的文献资料,提出天后信仰传入四川的时间是在清初,流行于清中后期,主要依靠闽粤移民、商人、官员来传播,且与各类会馆结合紧密。内陆四川的天后信仰其功能转为侧重于农业神和作为移民联络乡谊的纽带。民间的儒家"道师"参与推动其传播,佛、道、儒三家都在其身上打上了印记。

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以山陕会馆为例

本文以山陕会馆为例 ,具体探讨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所含的市场化因素 ,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各级市场的转变 ,从而揭示了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市场化历史进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对于揭示明清时代工商会馆的发展变化规律有理论意义 。

明清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明清会馆分为业缘性的工商行会与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两类。明清会馆的起源,需要从传说与史实两个层面加以考察。就传说而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先秦时代。就史实而论,其远的源头是后汉时期的“郡邸”,近的源头则是元末以来的“文会”与“文会馆”,以及讲学会馆、善会馆、试馆等。作为地缘与业缘组织的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是明代永乐年间,至嘉靖、隆庆以后趋于大盛。明清会馆功能的演变,则呈现出三大趋势,即从文会馆、讲学会馆向同乡会馆的转化,从同乡会馆向同业会馆的转化,以及会馆名称趋于多样化。

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

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会馆成了各帮创办华校的主导力量。要了解华人社会是如何在会馆主导下创办新式教育,必须对会馆学校进行研究。鉴于此,笔者以新加坡较早成立的几所新式华校为研究重点,并结合相关的特刊、账本、会议记录等历史文献,具体讨论了新加坡移民时代"会馆办学"是华人社会举各帮之力并使之制度化的一种创建教育机制的尝试。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