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网络民族主义的民族学解读

发轫于20世纪末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领域风起云涌,喧嚣一时。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多种解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实质,网络民族主义应是新时期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与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民族精神是支撑网络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核;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导向,防止网络舆论滑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深渊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湖南壶瓶山国家级保护区药用蕨类植物的调查研究

通过野外调查、标本采集与鉴定和查阅文献,对壶瓶山国家级保护区药用蕨类植物多样性进行统计,并对其资源分布,药用部分、功能分类及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结果如下:(1)壶瓶山国家级保护区有药用蕨类165种(不包括变种和变型),隶属于33科57属,分别占武陵山地区和全国药用蕨类总科属种的80.48%7,1.25%,77.10%和67.34%,47.90%3,6.91%;含种数较多的科属有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鳞毛蕨科Dryopteridaceae,凤尾蕨科Pteridaceae,卷柏属Selaginella,凤尾蕨属Pteris,鳞盖蕨属Microlepia等。(2)该区药用蕨类植物原始和进化的类群共存,区系以热带成分为主,具有热带亲缘性,体现了壶瓶山药用蕨类植物起源古老,但物种分化强烈的特点。(3)该区的药用蕨类在四个植被垂直带谱都有分布,其中在低于1 000 m的常绿阔叶林带分布最多。(4)该区药用蕨类根据药用部位分为四类,全草类最多,其次是根茎类;按药用功能将分为五类,主要为清热类和解毒类。(5)讨论了壶瓶山国家级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厚的自然环境是该区药用蕨类植物多样性高的重要原因,并提出了可持续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建议。

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及其民族融合问题:历史与现实

文章就中国侨民与祖国关系的性质和华裔公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性质区别及其转化过程作了具体分析,对正确理解当今印度尼西亚华人民族主义精神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民族融合问题提出四点看法:(一)华裔公民在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应促进实现印度尼西亚民族融合和民族建设的进程;(二)华裔公民的利益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华人社会不可能出现"重新中国化"问题;(三)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华人问题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国家关系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四)严格区分中国对待华侨与华人的政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关系基于民族感情和文化传统,不要依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华人社会的不同群体。

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向度

当代民族国家的公民教育在培养公民主体意识与独立人格的同时,致力于帮助公民养成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与族群归属感的基础之上,使全体公民获得广泛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种公民主体意识培育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双重价值目标,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必须从以国家认同意识为核心的国家意识教育,以公民身份意识为核心的公民主体意识教育,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个向度加以展开。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我们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公民教育的机制保障,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公民教育外部环境,从而为边疆民族地区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

在1956-1957年民族大调查中,西南民族学院成为四川各调查组的联络站及协调处,民族研究所领导及教师积极参与,分赴甘孜、阿坝、凉山及贵州等地,对藏、彝、羌、苗、侗等族开展调查。这些民族调查资料,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相关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提供了决策依据和资料借鉴。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西南民族学院民调工作组在民族大调查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民族地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述评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于民族地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内容、特点、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学术界应加强对民族地区其他主体和世界各国民族地区的比较研究,加大研究深度,促使研究成果朝着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政治双刃剑——民族主义

作者从概念入手，对民族主义及相关的民族、族群等概念作了辨析，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相关概念的实质，并认为民族主义及相关概念大多是应时之需的权力话语。此外，还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纠缠不休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非民族类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现状调查与问题研究

对于我国而言,民族团结始终是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社会稳定和各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巨变的新时期,高校尤其是非民族类高校如何有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并建立常态化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从实证调查入手,在全面了解非民族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其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展开归因探讨与对策研究,力求为非民族类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及其经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了我国安定团结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促进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马福祥国家观浅议

马福祥是清末民初西北地区著名的回族领袖。他效忠清廷、赞成共和,为北洋政府出力,又任职国民政府。马福祥的行为始终彰显着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把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至上观。剖析其深层原因,是他身受伊、儒文化双重浸润的结果。

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视角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不能统一,西方的多元文化政策同样没能很好地处理二者的关系。通过梳理文献,回顾学界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观点,分析我国民族问题解决和西方各国多元文化政策推行存在的问题,基于宪法爱国主义审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矛盾的根本焦点,以期探索出加强国家认同、同时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可期路径。

腾冲县团田乡“大杂居、小聚居”下的民族认同调查分析

从小区域内对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趋向性为切入点,以"大杂居,小聚居"为地理分布特征,对滇西边境地区腾冲县团田乡各民族心理意识状态进行取证、分析,以一个小区域的调查研究来展示内容繁杂的民族认同现象,从而显示出民族认同的历史趋向性和必然性。

苗族、侗族木质结构建筑物火灾调查新思路初探

苗族、侗族主要居住在我国贵州省的黔东南、黔南、铜仁等多个地区,其住宅多是木质结构房屋且通常建筑密度较大,由于此类建筑结构通常耐火等级低、火灾荷载高且无有效的防火分隔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短时间内即可导致“火烧连营”事故的发生,处置过程中稍有不慎即可引发大面积火灾事故。由于此类建筑发生火灾后通常具有过火面积大、坍塌损毁严重、引火源种类特殊等特点,给事故发生后的火灾调查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现对苗族、侗族木质结构建筑物火灾特点进行逐一分析,从该类火灾事故的调查难点入手,对该类火灾的调查方法进行具体优化,并结合实际提出改进该类火灾调查工作效果的新思路。

民族团结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演进、价值和优化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维护民族团结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人类民主政治和制度文明的崭新样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演进历程深刻展现了各民族大团结的丰富意蕴。作为民族团结的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长期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遵循团结统一的根本价值,贯彻人民至上的基本价值,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扎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仍须进一步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要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中规范管理民族事务,在坚定制度自信中推动制度建设更加完善,在实践、理论、制度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善治。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须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从政治路径、法治路径、经济路径、文化路径、社会路径入手,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使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续沿着正确发展道路前进。

中国民族识别的依据

中国民族识别的现实依据,一是民族工作的需要,二是民族自觉的要求。民族识别在多民族国家具有普遍性,不是中国政府的别出心裁,但在具体做法上我国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对苏联的模仿。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早已基本结束,但不能说已经彻底完成,因为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都面临着必须解决的压力。中国民族识别的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定义并没有成为教条,而是始终被灵活运用。2005年中央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基本观点"十二条"中对民族概念的阐述,是新阶段进行民族识别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然而,无论现实民族现象的变化还是理论研究的倾向,都要求我们在确定民族识别的标准上必须增加主观认同的权重;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身发展"、"特点和地域相近"则是民族认同调控和引导的原则,必须着意遵守。

顾颉刚先生在西北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委托,考察设计西北教育。考察设计工作告一段落后,顾颉刚深入考察了河、湟、洮、岷地区的民族社会,并在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民族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后民族国家时代的认同建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新探

多民族国家如何整合内部各民族,并提供一种超越狭隘民族认同的社会团结纽带,这不仅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理论课题。哈贝马斯以欧盟政治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国家已经是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故而,前现代色彩浓郁的民族认同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一种自由民主国家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将为现代国家提供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和功能。

贵州民族研究与民族田野调查——纪念贵州省“六山六水”民族综合考察20周年

本文从贵州民族情况的四个基本特点分析入手 ,叙述了贵州省解放前及解放初的几个民族调查及成果 ,进而论述了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三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