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从江侗族、威宁彝族、荔波瑶族谷胱甘肽S-转移酶M1、T1和P1的基因多态性研究

目的:研究贵州从江侗族、威宁彝族、荔波瑶族的GSTs基因多态性。方法:在隔离自然人群中,采用多重等位基因特异聚合酶链反应方法分析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同时采用PCR-RFLP的方法和TaqMan-MGB探针基因分型方法分析GSTP1 (A1578G)基因多态性。结果:贵州从江侗族、威宁彝族、荔波瑶族的GSTM1和GSTT1纯合缺失基因型频率分别为59．6％- 71．2％、39．4％-72．5％。其GSTP1(A1578G)基因型频率分别为:野生型(AA)为63-3％-75％、杂合子(AG)为23．2％-35．8％、纯合突变型(GG)为0-1．9％。等位基因频率:A为81．2％-86．6％,G为13．4％-18．8％。结论:贵州从江侗族、威宁彝族、荔波瑶族的GSTM1纯合缺失基因型频率在民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STP1(A1578G)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在民族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其等位基因频率均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但其GSTT1纯合缺失基因型频率在民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论贵州苗绣的开发和利用

苗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苗绣艺术,苗绣以其独特的绣法、价值、文化内涵成为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中的一朵奇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苗绣的开发面临着机遇和挑战,针对目前苗绣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望对苗绣的开发有所帮助。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客互动型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基于贵州黎平肇兴侗寨的扎根分析

基于贵州黎平肇兴侗寨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扎根分析,研究发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客体参与方式上与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扶贫短期、中期和长期扶贫措施制定方面,构建了合理的战略发展体系,以解决贫困个体获得均等扶贫机会问题,体现了贵州旅游精准扶贫包容性发展特征。借鉴于此,提出从旅游精准扶贫对象的确定、主体参与方式、客体参与方式、主客互动激发贫困者脱贫内生动力四个方面,打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客互动型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石头”意象的民俗学阐释

"石头"意象的民俗学指向使新时期贵州少数民族诗歌形成基于个体艺术创造的、重构的民族民俗信仰文化系统。通过民俗仪式在远古人类内心与现代人的心灵体验之间获取贯通,通过"石头"意象寻回诗歌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多民族文化记忆,这对我们体悟人类艺术创造精神有重要意义。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

《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作者马筑生在刻苦踏实收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多年以后的学术产物。它的成书向人们证实:文学史对于后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和传承价值。不管是中国"灰姑娘型"童话的创作传播,还是谢六逸的童话与孙铭勋的儿童诗歌创作,都一再证明前人的成功创作,对于后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借鉴启迪价值。所以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贵州苗族服饰刺绣技艺传承创新的口述整理与研究――以台江县、雷山县为例

贵州苗族刺绣技艺是苗族传统服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承人的减少、民族间的交流增强等多种因素影响,许多贵州苗族传统服饰刺绣技艺有逐渐失传的迹象,因此对其的研究与整理迫在眉睫。在对服饰刺绣技艺进行记录与研究时,刺绣技艺人的口述尤为重要。本文以贵州省雷山、台江两县为例,结合田野调研,重点对当地苗族刺绣传承人以及村寨居民的口述进行整理与研究,为探索苗族传统服饰刺绣技艺研究拓展新的思路。

共同体视阈下中华文化基因解码与保护传承研究——基于贵州民族刺绣文化考察

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意涵和多样化的外在体征,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则促进了中华文化认同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贵州民族刺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多彩贵州”的文化底色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文化能量。基于共同体视阈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和解码民族刺绣的共性文化基因,对于保护中华文化基因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以及构建中华文化高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黔西南安龙苗族绣片研究

以贵州集市上购买的一块绣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研究、实验探索等方法对绣片尺寸、材料、组成、纹样、色彩、针法等进行详细全面的观测,并通过电子、实物方式进行复原。最后,寻找相关已知来源的绣片图片作为标准,从单元纹样构成方式、色彩构成、组合方式、表现技法等方面与绣片实物进行对比,最终推断出这一绣片极有可能源自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安龙县,为后期进一步研究指明了具体方向。

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例

(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与"百苗图"为贵州重要历史民族图志,两书分别对清代前后黔省各民族发展、分布、民俗、劳作诸情形进行了细致描述与刻画,为西南民族史研究重要文献资料。由于成书背景、纂修人各异,图志内容也互有区别,揭示其间异同,挖掘各民族生计模式与环境的适应,可以为今天贵州省山地高效农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

论“四夷”称谓的变化

我国先秦时期,华夏统治者往往将公布于祖国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有时也将其中的某一称谓与方位概念联系起来,如“东夷”、“西戎”、“北狄”之类。不过,当时不但尚未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而且就是某一称谓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不固定。如《孟子·离娄》既称舜为“东夷之人”,又称周文王姬昌为“西夷之人”,又如《诗·小雅·出车》虽将西方的民族称为“西戎”,但《书·仲虺之诰》又将其称为“西夷”,至于“蛮”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将其与“南”联系一起,而称“南蛮”之例。可见,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都只不过是中原华夏统治者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而已。只是到了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才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