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趋新派文变观中的时间之维——兼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文变观中的趋新派认为,文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由质而文是时代演变使然,时变而文亦变。因而特别强调艺术的创新,反对因循守旧,盲目崇古。趋新派文变观并不等同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趋新论虽有线性时间观,但同时还包含了丰富的时变思想,这与进化论所持的线性时间观有很大不同。

山水兼得 情思双栖——马华新生代作家钟怡雯散文论

马来西亚华人新生代作家钟怡雯一向被人视为“多面的夏娃”,她的散文山水兼得,情思双栖,其感受沟通着现实和神秘世界,其为人为文又从容出入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带着自己的种子四处漂泊”的身份认同,对平等、感恩的“相处”哲学的深刻感悟,灵动的诗化语言和小说架构的叙述融合而成的艺术世界,都使钟怡雯的散文足以代表华人新生代的创作追求。而她的创作也再一次提醒人们,文学史不能再用原先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代,不能再用原有的格局接纳他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创图画书出版状况探析

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资料室和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儿童文学馆馆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一些原创图画书资料。从中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各个儿童读物出版机构就出版了许多原创图画书。在这些儿童读物出版机构的基础上,又成立少年儿童出版社,继承和发展上海的原创图画书出版传统,也奠定当代原创图画书以及儿童读物出版的基础。

论“图画故事书”是原创图画书的习惯性称谓

图画故事书是具有明确儿童读者意识的现代儿童文学形式,图画故事书的创作者们所秉持的理念与现代图画书理念是相通的。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所秉持的图画故事书的理念也有与现代图画书非常接近的地方。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上一些十分优秀、有特色、有创意的原创图画故事书作品也印证了可以把"图画故事"看成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自觉之后对图画书的习惯性称谓的想法。因此,可以认为图画故事书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自觉之后,对图画书的习惯性称谓。

当代贵州文学对内传播的现状与反思

当代贵州文学在对内传播过程中,存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区域传播中文学丧失区域性关照导致在省内缺乏认同意识,二是传媒媒介改制使文学版块被动性收缩,三是面向受众传播时过分强调文学消费的欲望化而导致人文性潜藏,四是在教育传播中缺乏对文学审美本质的认识而导致工具性膨胀。规避和纠正上述四方面的问题,将对当代贵州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贵州儿童文学史》的编写及其巨大传承价值

《贵州儿童文学史》是作者马筑生在刻苦踏实收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多年以后的学术产物。它的成书向人们证实:文学史对于后人的创作,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和传承价值。不管是中国"灰姑娘型"童话的创作传播,还是谢六逸的童话与孙铭勋的儿童诗歌创作,都一再证明前人的成功创作,对于后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借鉴启迪价值。所以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对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

对消费主义图景下的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反思

文学存在的意义在于读者的接受及其产生的效果。在消费主义图景下的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理论建构不仅只在文学史之历时性与共时性之中运作,更应考虑在文学活动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几个要素之间运作。而传统的文学活动四要素的分法在消费时代显然不合时宜,因为文学市场构成因素现已深刻浸入其中,影响着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这决定了它应当而且必须是文学活动的第五个要素;并且,在文学场中读者这一要素可能具有接受者、书写者、被书写者这三重身份特征。由此,文学的读者期待视野也必须得到重新界定。于是,我们的接受美学文学史概念就应该在一更为宏大的视界内得到与时俱迁的理论修正。本文试图从读者的多重身份特征入手,把文学活动的五要素放到文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坐标系中来探讨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构架问题。

世纪之交贵州仡佬族女作家创作研究

文章主要对20世纪以来贵州文学史、仡佬族文学史进行梳理,探讨仡佬族作家文学崛起所彰显的意义,尤其要探讨王华和肖勤作为仡佬族第一代女性作家,在世纪之交以如此高的起点脱颖而出的背景和原因及其对贵州文坛甚至是当代文坛的影响。

多重话语权力交织下的文学史写作——对钱钟书为何没能写出一部文学通史的探求

20世纪30年代初期,钱钟书写下两篇相互印证的论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33年)和《论复古》(1934年),前者对传统和时下的文学观、历史观以及文学史观予以质疑,后者是这种质疑在遭遇"文学进化论"时表现出来的反驳、抵抗。通过对二者的梳理和分析,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钱钟书没能写出一部文学史通史?由此而展开对文学史写作的探讨,认为文学史写作是多种话语权力交织冲突的产物。

论释惠洪对陶渊明接受的承袭与创见

北宋诗僧释惠洪推崇陶渊明诗文,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惠洪结合“文字禅”理论对“无弦琴”的双重玄学意蕴进行的解读,契合陶渊明的玄学思维以及魏晋“言意之辨”的思想内涵。在诗文风貌评价上,他首次提出“彭泽诗中图画”的创见,为后代陶渊明诗意题材绘画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惠洪性格率真,赞赏陶渊明委心从性、为人真诚、洞见守节的“坦率”人格。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既与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主流意识趋同,也有另辟新见之处,体现出宋代三教合流的文化特征。

论“四夷”称谓的变化

我国先秦时期,华夏统治者往往将公布于祖国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有时也将其中的某一称谓与方位概念联系起来,如“东夷”、“西戎”、“北狄”之类。不过,当时不但尚未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而且就是某一称谓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不固定。如《孟子·离娄》既称舜为“东夷之人”,又称周文王姬昌为“西夷之人”,又如《诗·小雅·出车》虽将西方的民族称为“西戎”,但《书·仲虺之诰》又将其称为“西夷”,至于“蛮”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将其与“南”联系一起,而称“南蛮”之例。可见,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都只不过是中原华夏统治者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而已。只是到了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才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