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论郭沫若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

郭沫若诗歌不仅以独特的抒情将初期白话新诗从粗糙的"以物观物"的模仿阶段推向了崇尚"情绪"的"以心观物"的创造阶段,而且在诗歌叙述上也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定型反复性特征,彻底摆脱了"非诗化"倾向,在内容和形式上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经验。他早期诗歌叙述的定型反复性主要表现为以第一人称"我"为主格的抒情叙述主体、以环形结构和叠句为主的叙述结构、以时间和空间相互融合的叙述时空以及承载诗歌情绪的意象。这种"异军突起"的诗歌叙述模式引领新诗叙述走上了新的里程,为此后诗歌叙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郭沫若早期诗论与传统的诗学表现理论

郭沫若早年新诗理论深受中国传统"表现诗学"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情感本位的突出、对表现自然性的重视、对自由形式的强调以及对超功利艺术的倡导等方面。这种继承与发展不仅激活了抒情主体的个性因子,冲破了传统决定论诗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促进了中国诗歌文体革命的顺利进行,在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郭沫若早期诗学与西方文艺美学思潮(二题)

文章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对郭沫若早期诗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美论和柏格森生命美学的影响/接受关系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郭沫若早期对这两种思潮的接受都不是照单全收的,由于时代(现实)与文化传统的制约,再加上西方不同思潮的交叉影响,这两种思潮在郭沫若那里均已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改变,这种改变隐含了诗学建构的某些规律性现象。文章以郭沫若早期对上述两种思潮的接受为个案,探讨的其实是一种新型诗学何以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