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文明“本末论”内涵之突破及其启示

郭嵩焘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中提出“本末论”,认为文明之本为“人心风俗”,其末为“民富国强”。郭认为,西方文明之“先进”在于其“政教”“经济”,即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法治,此为其本;在经济上重视工商之业,由此使公、私两得其利,此为其末。“本末论”对传统“道器论”以及晚清洋务派“中体西用论”都有所突破,体现在郭所持的“本末一体”“道器不离”思想上,这也是我国近代“器不弃道”“道随器变”的制度改良运动的先声。

郭嵩焘与《古国鉴略》

郭嵩焘摘录《古国鉴略》的文字,每被作为他“对西方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的例证。实际上,《古国鉴略》是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用官话写的一本教学用书,内容褊窄且基督教立场明显。郭嵩焘摘录此书,本为求取世界古代史的知识。在摘录过程中,郭嵩焘使用了易白话为文言、内容拣选、历史化处理等三种手段,披沙拣金,汰去宗教传说,提炼历史骨架,显示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求学之忱、吸收之能。

郭嵩焘评议

对郭嵩焘生平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应作如是观：他既是经世派的后劲，又是洋务派的智者，更是维新派的先驱，堪称晚清史上对内谋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

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礼记质疑》是郭嵩焘最主要的礼学专著,历来学者对其褒贬不一。文章在对《礼记质疑》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后,不赞成对该书过分地贬斥,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疏失,但其中言之成理的意见亦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该书于治礼发表了一些较好的意见(观点)。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思想超越

19世纪 70年代郭嵩焘就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本源 :重视商务 ,保护商民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 ;政教修明 ,以法治国 ,君与民交相维系 ;重视科学 ,发展教育 ,培养有用人才。并指出西方也有自己的文明。从而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和怎么学的问题 ,其思想水平超过了同时期先进人士 。

郭嵩焘洋务思想对陈宝箴启动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陈宝箴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且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大体相似,而这些相似性导致了两者有着共同的悲情结局。两人之间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给陈宝箴后来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陈宝箴以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吏治思想的执行者、富强观念的实践者的身份践行了郭嵩焘的思想主张。

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

文学、文化与古文辞的互动,在晚清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日记作为古文的变风变雅,晚清桐城诸家情有独钟。作为其代表人物,郭嵩焘既是古文高手,又身兼洋务大员和首任钦差使臣。他放大、扩容古文而写就的外交日记《使西纪程》,以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替换了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标示着古文随着"西学"的输入自身发生了深刻的新变。由于其真实、理性、高雅,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由此震撼了晚清帝国。但亦因此文字贾祸,负独醒之累。

郭嵩焘教育思想刍议

郭嵩焘的日记、诗文、奏稿、专著、自传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关系到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的好坏,关系到洋务运动的成败,更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计;他坚持德智并举,重视实学,提倡"格致之学",关注艺术教育和体育;他主张广泛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对考试方法进行改进;他建议清政府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郭嵩焘的经济思想

郭嵩焘是晚清时期积极提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在经济主张方面,他在湖南最先倡创厘金;洋务运动中,主张本末并举,反对舍本逐末;主张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商战";强调"民富",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以"便民"、"利民"、"裕民",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要求收回海关主权和废止厘金等。其思想独到高远,对其后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以湖南师范大学馆藏郭著稿抄本为中心

郭嵩焘、郭焯莹父子的楚辞学研究,规模宏大,自成体系,具有文学史、学术史双重价值。郭氏治《骚》的核心理念是“谊”“辞”的贯通,将考史、索隐的方法施于屈原所有作品,认为不仅《离骚》《九章》寓含丰富的现实政治内容,连《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也莫不如此,将影射治《骚》的方式推进到空前的境地。郭著虽有穿凿附会之弊,但足称一家之言,洵为楚辞学史上的鸿篇巨制。

知人与论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身处近代中国的转折时代,当时饱受诋毁,却被后人视为先知,最能体现一种正在发生发展之中的根本性转变。如何因应满汉和中外两大矛盾相互缠结的大变局,是当时最大的时代问题。郭嵩焘善于从根本处认识和思考问题,既回向经典去寻找思想资源,也从西方的经验中探索长治久安之道。他提出了一个立章法以变风俗的在地治理模式,以“通绅民之气”的取向达成地方安则上下相安的局面,使中国由衰转盛。最重要的是,郭嵩焘立足于“道”的高度,开后来从文化竞争看待中西交往的先河。他强调中西相通而非相异的一面,在一个崇尚物力的时代,开辟出一条回归政教人心的新思路。

晚清人的域外游记

清代前中期游记撰著中,已开始出现域外游历与知见视野空前广泛的“海事”之书,但直到晚清,才迎来官方或私人海外游历活动的剧增,并促成域外游记的持续涌现。晚清人的域外游记作为知识谱系积累和主题格局拓展,表现出由浅趋深的过程。在众多的域外游记作者中,与桐城派文脉关联的作家,一时颇居担纲之任,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对推动游记文学向近代新变的成就令人瞩目,值得强调。在晚清域外游记尾声中,亦显示此体所承载的时代使命与审美力量。

晚清著名公使郭嵩焘与薛福成图书馆思想比较述论——从所著《伦敦与巴黎日记》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比较

晚清著名公使郭嵩焘与薛福成均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其《伦敦与巴黎日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反映了我国早期驻外使官对西方图书馆的接触和认识。研究和比较他们的图书馆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图书馆观念的形成以及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入。参考文献20。

嬗变中的传承——论郭嵩焘的史学思想

以往国内学术界对郭嵩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学习西方文化的一面,而在郭嵩焘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尚属空白。郭嵩焘史学思想是其学习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基点之一,本文分析了郭嵩焘史学思想的渊源,阐述了作为其史学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观,认为郭嵩焘以"礼"代"理"的历史主义态度,"人心风俗"观以及"复古即褚新"的古今观是其历史观的核心;在史学理论方面,本文系统整理了郭嵩焘对史学性质和史学家素养的论述,认为郭嵩焘在史学方法上提出的重视地理沿革、图志合一、重视家谱族谱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史学研究中引进中西对比研究等方法,体现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这样一个嬗变的历史过程。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早期交谊考——以刘蓉为中心的考察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作为湘军元老,不仅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各自扮演过重要角色,三人之间的友谊亦值得关注和研究。1833年至1852年间,三人虽聚少离多、显晦有别,却能求同存异、关爱有加,从而建立起长久牢固的友谊,奠定了终生事业的基础,也为后人考察近世湖湘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论郭嵩焘的“人心风俗”思想

郭嵩焘在办理洋务、出使西洋的过程中,初步分析、引介了“开放”、“求实”、“重商求利”等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并以此为参照标准,批判了“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虚文”、“浮躁”等中国传统的落后社会心理,为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嵩焘"本末"思想评析

中西差异在郭嵩焘的意义世界里并没有本质区别,他反复陈述的"本末"说的悖论在于:似乎抓住了西方富强之本,要取法西方政治制度,甚至要改革风俗人心,其实他不过是秉持湖湘经世文化中理学的精髓,对西方政教大本作出了一种传统东方式的道德化解释,认为西方也有可以媲美于中国的政教文明,这是其思想逻辑所在;"本末论"成为否定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的理论。郭嵩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思想樊篱。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浅探

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 ,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 ,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 ,把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 ,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