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象《庄子注》看魏晋玄学与老庄的分野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庄子注》对《庄子》的传世贡献极大。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了一门显学,但他的注释在不少地方体现的是儒家的进步精神,背离了老庄思想。郭象《庄子注》在对待现有等级制度、隐者的态度、治国的看法,以及对待孔子和仁义的态度等方面,都与老庄思想有明显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与郭象的处世态度、郭象所处时代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郭象玄学与中国山水审美的独立

在郭象之前的儒家象征式山水观、道家非对象性山水观、魏晋情感化山水观中,自然山水要么统摄于主体的精神境界而受到忽视,要么纠缠于物物的因果链条而受制于他物。郭象的"自生独化"说在解构事物外在生成论的同时又把事物自身的性、理作为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从而使具体事物之性、理与形皆获得了独立性价值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郭象的"自生独化"自然观经由东晋"以玄对山水"观念的推动,使得山水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主位对象而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可以说,郭象"自生独化"说是中国文化上自然山水之美获得独立的根本原因。

沈居士《论语》注研究

南齐沈居士《论语》注现存七条,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以此七条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分析其和玄学的重要关系,以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南齐的沈居士《论语》注,具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而且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既受到王弼本末说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解《论语》,另一方面发展了郭象山林和庙堂关系的学说。最后,对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沈居士《论语》注七条进行校对。

钟嵘《诗品》论郭璞与玄言诗风

对于钟嵘《诗品》论郭璞诗歌与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评郭璞《游仙诗》,后人的理解颇有分歧,也含有某些误解。本文通过具体解读《诗品》,认为钟嵘没有误叙玄言诗衍化与郭璞诗歌“创变”的相互关系;他承檀道鸾、沈约、刘勰的看法而更添自己心得,首次将郭璞、刘琨视为与早期玄言诗风相抗争之合力;他一方面肯定郭璞《游仙诗》为杰作,另一方面对其不合“游仙诗”体制略示不满,这反映了他重文体的思想。“微词”和“褒语”互见,避免判断偏颇,这是《诗品》开展评论的基本态度,以此也显出钟嵘对郭璞诗歌的完整认识。

论孙绰的“以玄对山水”

孙绰所提出的"以玄对山水"美学命题,在理论内涵上,既融贯玄释,又贯穿于山水创作之中,从而沟通了人生哲学、宗教情怀与文学创作。具体地说,一是吸收了郭象的"适性逍遥"的玄学思想,形成出处同归的人生哲学;二是接受了支遁的"即色游玄"的佛学思想,表达离尘绝俗的宗教情怀;三是融合玄释,模写山水,构建了"山水—悟理—化情"的结构模式。

郭象玄学与文学的自觉

在魏晋玄学思潮中,郭象玄学以特有的品格使主体的审美意识得以完善与独立,使文论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探讨有了可能。本文基于对陆机的《文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分析,论证郭象玄学对于魏晋文学的自觉与独立所蕴涵的美学意义。

殷仲堪《论语》注研究

东晋殷仲堪现存《论语》注九条,与何晏、皇侃等其他秦汉六朝《论语》注相比,其"性""迹""虚"等概念的使用具有玄学特色,属于以玄注《论语》的典型,尤其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其多次出现的"诚"概念,和宋明理学、心学"诚"概念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郭象论名教与自然——兼驳学界对郭象玄学的一个普遍误解

长期以来,学界误以为郭象哲学欲证明名教即自然。事实却是,郭象常从"所以迹"与"迹"这对概念出发,批评仁义与名教,并极力反对"矫"与"效"的教化传统。郭象贯彻"两行"观念,认为仁义可以拥有一块存身之地,但不能把自己树为标准以塑造他者。玄学讲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出于自然,并不是在为名教做合理性论证,而是在应然层面强调:只有本于自然、出于自然的名教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否则便可取消。郭象只是认为名教可有,他没有劝导世人循守名教,反而反对以名教来规范天下。而就道家一系本身而言,大道已足,名教可无。所谓玄学会通儒道,或许只是一个假问题。

郭象与魏晋玄学的生存转向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是哲学的永恒主题。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家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人的生存,并从本体的高度诠释了生存可能性。王弼、嵇康在会通儒道的原则上出现了分歧,但都将生存问题纳入各自视野,彰显出人的超越意识。郭象创造性地诠释了《庄子》文本中"自由"与"逍遥"的现实含义,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含涉在世界之中,为人的生存可能性找到了新的形上依据。

论郭象“独化”范畴的哲学意义

郭象的“独化”论是关于宇宙本体问题的玄学理论。一方面 ,它把王弼的无形无象无名的“无”这个一般、共相下落到了具体事物身上 ;另一方面 ,它又将裴的“群有”这一个体之有(存在 )提升到了本体的地位。表面看来 ,“独化”是比较简单的概念 ,因为它表征的是每个个体事物如此存在的状象。但实际上 ,它揭示出 :正是事物如此存在的状象却现象、显现、暴露了其所以如此存在的本质、本体。因此 ,郭象的“独化”范畴具有现象性的哲学性质 。

适性即逍遥——郭象人生哲学的旨归

《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境界亦成为郭象理论的归宿。从性分论这种本体论出发,郭象认为,最佳生活方式在于追求符合和顺遂主体之真性的生活,理想的人生境界是追求一种即世间的逍遥。适性逍遥说显示了最高的个人意识,安顿了纷驰的性命之情,处于乱世的魏晋人士,遂能各得其所得,各美其所美,各是其所是,各然其所然,以安于所受而达于逍遥之境。

郭象无为政治论

郭象的政治哲学可以称为无为政治论。他把无为解释成自为和不为,即自尔而为、无心而为。落在人事政治上,就是各当其分,各在其位,位称其能,能尽其职。他主张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主重在用人而不在于亲事,贵在能用天下之才而不求自己必是天下之才,同时应保护农本。"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即克服了矛盾冲突的最高和谐,是郭象玄学的终极目标。郭象以"独化"说论证无为政治,认为事物各自独立的变化发展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和谐,政治的运作因循独化之理,就能复归于和谐。郭象无为治国思想中包含的政治哲学智慧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王国维的“形上之思”及其理论资源

王国维的"形上之思"源自其"忧生情怀",对个体生命和现实人生的深广忧患,促使他去思考人生苦痛之因和解脱途径:人生之苦痛源于"生活之欲",人生苦痛之解脱则在于艺术——审美。其理论资源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本体论"和康德的"美的分析"。"形上之思"作为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的中介而享有研究的重要意义。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玄学与郭璞《游仙诗》

由于魏晋玄学尤其是郭象玄学的影响,郭璞的游仙诗明显呈现三方面变化:以隐逸情结为主旨,超现实色彩日益削弱;浓郁的山水情怀,对山水诗的形成起到重大促进作用;诗中充满丰富的思想感情,形成不伤自然之道的艳逸风格。

论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之辨

做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玄学思潮在郭象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总结。他将前代思想家关于名教和自然的论争进行了综合,并以"性分"和"迹"、"所以迹"等概念和范畴沟通"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使二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和谐与统一。

析“彼众我寡,未能变俗”——兼论玄言诗在东晋兴盛之因

钟嵘在《诗品》中认为刘琨、郭璞变革永嘉平淡诗风系因"彼众我寡"而告于失败。然而,刘、郭的失败并非仅仅因为人数上的"彼众我寡",还与"彼""我"双方的社会地位有关,其中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东晋政坛的权势之士大都喜好清谈,贵玄崇虚,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下,平淡诗风在东晋得以传承,并最终促成了玄言诗在东晋的兴盛。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