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与郭象动静观和变化观之对比分析

僧肇是魏晋时期借助老庄玄学语词解释佛教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论作《物不迁论》中有大量关于“动静”问题的论述。在僧肇之前,许多玄学家也对“动静”问题十分关注。其中,郭象的“变化观”源于其“独化自生论”,并与其“名教即自然”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郭象独有的玄学理论。僧肇在讨论“动静”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和句式与郭象比较相似,但是对于僧肇而言,“动静”问题本身就是僧肇中观般若学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切入点和论证手段。通过对僧肇和郭象的动静观与变化观的讨论,能清楚地看到僧肇、郭象二人看待动静问题的不同视角,以及论及动静问题的目的之差别。

郭象的“不治之治”思想及其虚无性

尽管郭象构建其思想体系时大多袭用道家特别是庄子思想的主要概念,但这些概念几乎皆经过他的重新诠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表面上看,郭象的“外内相冥”说的确消弭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思想张力,实则这一消弭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因为,郭象的思想既不同于儒家,也有别于道家,其根源在于他对于儒道两家天道观的理论解构。这一解构是彻底而全面的,以至他的“不治之治”思想也仅仅在形式上有似于道家之“无为”。二者在理论旨趣上根本有别,且前者因是无根的,还隐含着虚无性与反文明性。

福开森、郭葆昌重制《历代名瓷图谱》考述

本文以南京大学图书馆的特藏文献为基础,详细考述了《历代名瓷图谱》的文献源流,并考察了福开森与郭葆昌编制《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过程中对内容的诸多修订与补充,旨在展现福开森的中国陶瓷艺术研究的价值。

郭象《庄子注》主体生命的美学思想

郭象《庄子注》在魏晋玄学思想主流中,是建构自我理想人生的重要论述。透过世人因认知执着而对主体生命伤害的问题,郭象开显对生命意识的根源性思考,聚焦于“主体生命”定位为纵向脉络的追索,以“自尔自性的美学思想”与“卓尔独化的美学思想”相互应证,进而实践达致群己间“逍遥自任的美学思想”的核心价值。

从郭象对《逍遥游》的曲解看其对庄子思想的颠覆

郭象对《逍遥游》里的学鸠笑鲲鹏、宋荣子、“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等内容的理解进行了较大的发挥,并认为《逍遥游》的主旨是“大小虽殊,逍遥一也”。尽管庄子结论里具有这种观点,但却未必是《逍遥游》的思想。这种阐释实际上消解了庄子思想里的超越精神,并直接走向了将庄学“名教化”的路径,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从郭象《庄子注》看魏晋玄学与老庄的分野

郭象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庄子注》对《庄子》的传世贡献极大。郭象总结了魏晋时期数十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庄学发展成为了一门显学,但他的注释在不少地方体现的是儒家的进步精神,背离了老庄思想。郭象《庄子注》在对待现有等级制度、隐者的态度、治国的看法,以及对待孔子和仁义的态度等方面,都与老庄思想有明显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与郭象的处世态度、郭象所处时代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双黄连胶囊高效液相色谱数字化指纹图谱研究

目的建立双黄连胶囊(Shuanghuanglian Jiaonang,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作为其整体质量控制的一个判据标准。方法采用RP-HPLC法,以黄芩苷(baicalin,BCL)为参照物峰,确定58个共有指纹峰,建立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以46个数字化参数评价指纹图谱并鉴别其质量,用系统指纹定量法鉴定12批SHLJN质量。结果用16个数字化指数鉴别出2批样品不合格,用系统指纹定量法鉴别出1批样品质量极好,3批样品质量很好,6批样品质量好,1批样品质量良好,1批样品质量为中。结论所建立的SHLJN-HPLC数字化指纹图谱可清晰反映SHLJN的质量变异,用数字化指纹图谱的方法控制中药质量准确可行。

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

庄子的自由追求逍遥于四海之外,无极之野,是超越现实既定境遇的精神感受。郭象的自由则是安于性分或自足其性的逍遥,是安于现实的既定境遇的心境。庄子与郭象是两种逍遥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自由传统的主要代表。庄子和郭象这种内在感受式的自由传统与现代的或西方的突出个人自主性的自由传统有根本不同。然而,这两种不同的自由传统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而是可以衔接或转化的。按照柏林的自由理论,庄子和郭象的逍遥就是从否定方面定义的自由、或曰有限定性的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古代的逍遥传统与现代的政治方面的自由是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光谱中的不同区域。二者各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并且是可以互补的。

从“任万物之自为”到“上下皆无为”——郭象对“无为”概念的创造性诠释

对于老子"无为"概念的诠释主要有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和顺万物之理而不主观妄为两种代表性观点。郭象则提出,君主的"无为"是顺任万物的"自为",而万物的"自为"以"性分"为依据,也是"无为"。因此,他并不认同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的观点,所以提出"上下皆无为"的主张。郭象认为,万物"自为"则能逍遥,"无为"与"逍遥"意义一致这一点同于庄子。"性分"的主要表现是能力,万物适性的"自为"就是各当其能,这一点受到韩非的影响,也延续了"才性之辩"的思路。老子的"无为"与"自然"具有不同主体,郭象认为万物的"自然"也是"无为",这是顺着王充和河上公的思路。郭象对"无为"概念的诠释综合和发展了之前学者的思想并有创新,突破了老子对"无为"主体的限定,赋予了"无为"概念以新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郭象本性论与晋人个体生命意识

郭象哲学对汉代元气论与王弼"无"之本体论的转换,不但消解了万物外在的生成根据,而且宣告了一种新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诞生。万物个性之"有"无所归因的自然自在,揭示的是生命初始状态的偶在性与独一无二性。万物任性而动的自动机制,彰显的是生命生存模式的率性自由与独立自足。万物适性逍遥与独化于玄冥之境,呈现的是生命境界的个体自得与并存和谐。郭象哲学的个体生命意识不但可视为对晋人个体生命风度的理论概括,其所开拓出的"个体间"关系亦可视为中国文化上的一种新型"群己"关系。不过,郭象侧重把生命意识奠基于个体的自发、自动本性而非自觉、能动心性,导致的是生命精神超越维度的欠缺。同时,在一个玄冥关系已然破碎的现实社会,郭象倡言的生命和谐之境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郭象命运论及其意义

郭象认为,“性分”与“时遇”的结合构成了人的命运。由于“时遇”的本质是众生的“性分”所致,且无法探究,因此将个人的“性分”视为命运的终极动因,并以“致命由己”为题概括其命运论。该论彻底否定一切宇宙神秘力量存在,是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

郭象玄学与中国山水审美的独立

在郭象之前的儒家象征式山水观、道家非对象性山水观、魏晋情感化山水观中,自然山水要么统摄于主体的精神境界而受到忽视,要么纠缠于物物的因果链条而受制于他物。郭象的"自生独化"说在解构事物外在生成论的同时又把事物自身的性、理作为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从而使具体事物之性、理与形皆获得了独立性价值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郭象的"自生独化"自然观经由东晋"以玄对山水"观念的推动,使得山水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主位对象而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可以说,郭象"自生独化"说是中国文化上自然山水之美获得独立的根本原因。

论“迹”与“所以迹”:郭象本体论诗学

无论是《庄子注》抑或《庄子序》均非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著作,然而《庄子》本身的诗学特质和审美境界,以及郭象哲学体系中所蕴含的本体论诗学,在魏晋诗学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郭象以辨名析理的思辨方式,在否定"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上,以庄子所提出的"迹"与"所以迹"的现象—本体哲学为逻辑基点,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经典诠释为理论核心,以客体的"自然""性分"、主体的"无为""坐忘"等哲学范畴为理论内涵,建构其本体论哲学体系;以"无心玄应"为审美发生,"寄言无言"为审美表现,"理至迹灭"为审美境界,"至乐无乐"为审美范例,建构其本体论诗学体系。这既是对《庄子》诗学的继承,也是一种扬弃与发展。

郭象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郭象的政治哲学意在融合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其内在逻辑是:以援道入儒的理论形式化解政治世界的信仰危机,希望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张力性关系,进而以一种理性清醒的方式妥善处理现实政治生活的缺陷,最终达到美好的生活愿望。通过郭象的努力,才真正使得道家的无为政治有了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化、实践化的可能,同时道家思想也在魏晋时期产生了某种自我发展和调整。

庄子、郭象圣人观之比较

庄子的圣人观否定社会现实,认为"圣人"是超越现实、还朴归淳,具有最高人格的方外之人,他强调的是对原始自然的遵循和效仿,追求的是配天地之德的至高境界。郭象的圣人观肯定社会现实,无意于彰显圣人的神性和超越,而着意于圣人与世无刃、与百姓无隙的闲恰与自得,他强调圣人要无心以临天下,既内具圣人之德,遗世离俗,又外施王者之政,涉世入俗。庄、郭圣人观的不同,体现了二者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魏晋时期援儒入道、以道释儒、儒道会通的学术特点。

心声与心画,开卷见天真——郭祥正的书画论

郭祥正所发表的书画观点,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上弥足珍贵。在诸如画与世、画与物、画与境、画与意、画与心、画与品、画与诗、画与法等重要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值得挖掘与研究。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指导思想:以湘军文化的创建为理路

程朱理学原本是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具有广泛的士绅社会基础。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指导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色彩,坚持以"仁"、"礼"为立军之本,以"朴"、"廉"为募勇之要,训练兼施,"训"重于"练"。

郭象“理”字探源

郭象《庄子注》"理"字运用的疑难矛盾之处主要在于:世界丰富性层级的敉平造成政治根基的平板化;"性""理""气"三者的含混关系;"理"之必然应然之间的巨大张力。借助这些矛盾的指引去追溯在郭象"理"字用法惯常理解背后蕴含的古义,从而析离出郭象思想赖以生发的基本视域,以期加深对"理"在古代思想中深意之理解,并由之透视出宋明理学对理字意义的扭转与回归。

也谈《庄子序》的真伪问题——兼论郭象“独化论”在当时缺乏回应的原因

《庄子序》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也即为“王”的资格问题,而《庄子注》则强调的是万物的性分问题。“内圣外王”所以与《庄子注》相矛盾,并不在于“内圣”的提法不正确,而在于它与《庄子注》的侧重点以及主体精神不一致。“内圣外王”带有以道匡君,甚至以道自任的意思,而“各有性分”则更多地强调的是各守其分、欲不出位。二者在思想上差别如此之大,说它们同出一人之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郭象的“独化论”所以在当时缺乏回应,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灶戏的文化模式——以《郭丁香》为例

灶戏是流传于信阳市固始县的一个稀有剧种。它的代表剧目是《郭丁香》,《郭丁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原唱、原生态的口头民间文学,它的唱词长达一万多句,可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相媲美。从灶戏的文化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具有的民俗性、情感模式及宗教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