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强国”平台赋能高校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功能、现状与路径

党史学习教育是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因素、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支撑和抵制错误思潮的重要保障。“学习强国”平台是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跨模态发展的重要载体、坚定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重要阵地与发挥党史立德树人作用的重要窗口,对新征程上推进高校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习强国”平台推进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但教育的实效性还有待改进;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个性化不断凸显,但学习的主体性还需发挥;融入党史学习教育长效机制的创新性凸显,但与“大思政体系”的配合还有待加强。因此,要掌握大学生真实需求、统筹平台资源与健全体制机制,提升高校党史学习教育质量。

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柳诒徵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主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达20年之久。在担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改弦更张,致力于藏书建设;注重图书馆对读者的服务,推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服务措施;奖掖后进,通过创办《国学图书馆年刊》来培养人才,促进学术研究。在柳诒徵等人的努力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图书馆,在海外也享有较高声望。探究其间的成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当下的图书馆建设。

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成就

柳诒徵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掌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达20年之久。在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既重视对图书馆的管理与革新,使国学图书馆成为江南最著名的图书馆;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培养出一大批图书馆专家和文史学者;他主持编撰了《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反映了他的图书馆学思想,为学者提供了便利,也为其他图书馆树立了典范。

文学·国学·旧学:民国时期的南方学术与学派建构——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文系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史学术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新"、"旧"为重要分野。从南高师一直到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时期,该校中文系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治学和教学风格,在当时被视为一个坚守"旧学"的"学派"。一方面,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中文系内部标榜"国学",体现出较强的旧学认同;而另一方面,现代的"学派"建构不仅出于学术认同之别,现实权力之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国学谈

指称中国传统学问,指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学术与思想两个角度来确定国学研究的范围是国学研究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主要是指儒道佛三家。儒道佛三家都明确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深刻揭示儒道佛思想的价值取向及其人生意义,从而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是研究国学之终的。

梁启超与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兼论中国近代国学思想形成的几种分析路径

"国学"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曾经与"国学"交替使用的"中学""旧学""国故""国粹"等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位于"国学",与梁启超对国学的独特阐释有着一定的关联。梁启超把国学与"旧学"从区分到合并,确立了"国学"的学统;国学与"新学"的对立,树立了"国学"的中心位置;"新国学"与国故运动的交锋,标明了"国学"的完整内容。

挣扎在自然与文明之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与劳伦斯作品中自然观之比较

在自然与文明发生冲撞的社会转型期,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们始终关注的问题。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与20世纪西方文学家劳伦斯一样深深地热爱大自然,但是,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的自然观让他们最终有了不同的文学抉择。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早期的学术随笔,其学术内涵丰富,学术风格鲜明,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分类法等不同层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作者早期文学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通融,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晚清著名公使郭嵩焘与薛福成图书馆思想比较述论——从所著《伦敦与巴黎日记》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比较

晚清著名公使郭嵩焘与薛福成均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其《伦敦与巴黎日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反映了我国早期驻外使官对西方图书馆的接触和认识。研究和比较他们的图书馆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图书馆观念的形成以及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入。参考文献20。

浅谈郭沫若与徐志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特色

郭沫若与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中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文章从他们创作的承继与连贯,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异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对郭沫若与徐志摩诗歌创作特色的比较展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以及诗人对新诗繁荣的影响与推动。

柳诒徵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

柳诒徵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近20年,在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馆学理论方面均卓有建树。本文着重探讨柳诒徵在图书馆藏书建设、读者服务、人才培养上的诸多创新,他的目录学思想与主编《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实践,以及他在版本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论郭乃安先生音乐学的人本观点

《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是郭乃安先生的音乐论文集,是郭先生大半生音乐道路的缩影。笔者通过对文集中有关论文的解读,分别从音乐本元、音乐美学、音乐评论三个视角来阐释郭先生音乐学的人本观点。

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传播策略——以“学习强国”APP为例

在新媒体语境下,“学习强国”平台为我们的政治传播及舆论的正面功能提供了有效参考,媒介技术的演进、官方话语的主导和受众市场的激励三方通力合作促成了“学习强国”平台的兴起与走红。探究其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和传播策略,主要表现为话语体系的转变与重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生产以及反馈机制的革新与实效。因此,加强舆论的正面功能,实现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关键需要从受众、机构、文本来综合考量。具体而言,一是要厘清受众对象来源及需求,建立精准传播;二是要打造传者队伍的专业化,确保舆论源头的洁净;三是要尊重内容文本叙事规律,实现意识形态主动。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学衡派”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是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它与20世纪初期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国粹派与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有基本的共同之处。“学衡派”的存在虽有其学理上的价值,但其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关于国学中人的生活方式问题的哲学审思

国学中对生活方式问题的涉及主要体现在理论、实践和理想三个层面。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即儒道佛三家学问在这三个大的层面各有其独到而深刻的理论观照。理论层面主要体现在儒道佛三家的生命观与认识论中对于生活之道的认识与把握;实践层面是对生活方法的择选和践履,主要涵盖了养形与养神两大关注点;理想层面即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追寻,是理论与实践的融通,包括知行合一的境界追求以及超越有限的宗教情怀。

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初探

现代学者对于王阳明解读儒家经典的著作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王阳明《春秋》学思想的研究。王阳明虽然在《春秋》学方面上的文字著述较少,但是从他的弟子在文集中记录的《春秋》学论断出发,可以发现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对宋代《春秋》学家胡安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看到王阳明如何从心学的维度上确定《春秋》的经传关系,进而厘定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在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王国维“国学”的“东学”渊源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者之一,被誉为国学大师。近代国学家们普遍用"东学"指"日本学术",分析王国维"国学"思想与日本学术有深刻的学术渊源,即分析王国维的"国学"的"东学"渊源。首先,王国维通过日本更多地了解了西方近代思想。最早把康德、叔本华介绍给中国的是王国维,其背景与受明治思想影响有关。王国维虽然直接用英语也多少了解了西方思想,但是更多的是他通过日本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翻译著作,深入地了解了西方近代思想。然后在了解西方近代思想与明治思想的基础上,反思、发扬本国的"国学"。其次,王国维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思想受日本思想影响。王国维很早就研究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而王国维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思想,是他在东渡日本后,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尤其是日本近代思想交融之后的思想。王国维像日本近代"国学"者那样以本国文化为中心,从而推崇本国固有文化,但王国维并没有像日本近代国学者那样排斥外来文化。再次,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与相互影响。王国维"国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与日本学者藤虎次郎、藤田丰八、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有比较深入的学术交流。

国学的实证原则

国学之所以传播百世,生生不息,自有"健"的内质和"易"的精神产生积极的作用。而有些人以为陈旧的消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亦有接近现代科学的学术风格。这就是实证原则。研究和理解国学,应当注意到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实证原则。国学之所以绵延长久,并且显现出适应现代社会条件的新气象,正是因为实证原则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也是符合进步趋向的。中国学术的实证传统在20世纪某些时段的"不遇"遭际,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的曲折表现,也值得我们深思。

《人间词话》诸稿文本对勘说

王国维所撰的《人间词话》有三种文本,即125则的手稿本、64则的《国粹学报》本和31则的《盛京时报》本。手稿本中保留了大量不同的表述文本,目前尚未得到人们的彻底整理,笔者全面比勘了这些不同的文本,对手稿本的价值作出了更细致的表述。《盛京时报》本为1915年发表,笔者从文字对勘角度发现此时的王国维在坚持境界说理论的同时,似有向传统词学回归的痕迹,并呈现出由注重理论阐发到逐渐感兴趣于学术考辨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