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从苏国勋的韦伯汉学史出发:中西比较视角下的“会”

苏国勋先生认为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深受汉学家高延的影响,从“天人合一”等问题出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汉学家们资料、立场的局限造成了韦伯作品中的局限。沿着苏国勋先生的思路,以高延有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会”的研究为切入点,带入中西比较的视角,解析韦伯对高延的借鉴与突破。从高延到韦伯的思想路线,既是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传统的尝试,又代表着从汉学到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正如苏国勋先生所指出的,正视其思想的局限,挖掘其理论启发意义,既有助于从民间社会真实的立场去理解官方纪录背后的历史真相,也有助于将普遍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化研究,更好地把握其特殊的生命力。

《元次山集》版刻源流考

《元次山集》为唐人元结诗文集,是集唐时未见流传。至宋代,《元次山集》出现三种刻本:蜀本、江州本及永州本。明代《元次山集》存在两个版本系统:明郭勋刻本、明刻《唐漫叟文集》,之后传本或以郭勋本为底本,或以《唐漫叟文集》为底本,形成各自源流体系。在《元次山集》现存二十多种版本中,黄丕烈跋《唐漫叟文集》收文更加全面、文字精准性更高。

利益博弈与言官整饬:从张寅案出发的考察

张寅案肇端于大礼议。在此案件中,张逵等言官不惜曲解当朝律法,还极力主张把郭勋处以极刑,就是因为郭勋在大礼议中对张璁等人的帮扶。世宗察知这些言官的意图,重新简任张璁等人审理此案,并顺势整饬了科道系统,增强了官僚系统的灵活性。至隆庆初年,徐阶等人想利用此案为自己谋福利,但最终在高拱、郭扑等人的主张下没能得逞,终明一代对此案的判定都维持《钦明大狱录》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