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美俄网络空间安全观对比及启示

[研究目的]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影响国家安全,对美俄网络安全观的对比研究,可为研究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及制定我国网络空间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研究方法]以网络安全观理论为基础,以冷战后美俄国家安全战略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对美俄网络安全话语演变的特点、认知逻辑与差异原因开展对比研究。[研究结论]研究表明,美俄网络安全观演变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两国不断因势调整,在网络安全理念、网络安全战略、网络安全维护手段上呈现内外、技术、主权等差异特征。我国高度关注全球主要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动态,通过健全战略体系、完善规则体系、强化防御体系,不断推进我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升级。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体系建构

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个方面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体系。分析并阐述了机构翻译学说的分类观、本质观、决定因素、存在特征和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发、自利、自主特征、主体观、文化政治观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兼顾翻译过程的整体性与分对象的关联度,具体分为主体与过程、传播与影响、模式与话语、规范与制度、风险与安全5个类别;研究方法主要为话语分析、外交学和民族志学。此研究体系尚属初步建构,未来还需在案例资源拓展、相关理论深挖和研究路径探索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话语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于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等多重考量,在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现实语境下,身体力行地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主张,全面展现新中国的真实形象,形成了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话语体系。毛泽东在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多重叙事中,阐释“革命与解放”的历史进程,明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描绘“建设与发展”的光明前景,形成了以尊重个性与增进共性为基础,以理论分析与事实佐证为原则,以历时演进与共时联系为逻辑,以主体表达与双向互动为方式的叙事方法。

美国情报界数据战略的文本特征与建构思路——以话语分析为视角

[研究目的]研究分析美国情报界数据战略的特点与建构思路,对中国特色数据情报战略建设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基于话语分析,对特朗普政府《情报界信息环境数据战略2017—2021》和拜登政府《情报界数据战略2023—2025》的词汇、语法及语篇进行定量比较研究,总结两份情报界数据战略的异同与特点。[研究结论]美国通过两部情报界数据战略建立并不断完善数据标准,充分应用数据科学技术保障数据安全,鼓励多元主体协同数据情报创新,并打造数据驱动型情报团队。我国应尽快制定战略统一数据认知,明确标准筑牢制度基础,以多边监管共筑数据安全,通过多元共享体系活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情报战略体系。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论述的四重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等四重价值。它们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调适了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比例,扩大了国家治理主体的范围;在实践中锻造了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不断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挨骂”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治国智慧,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未来征途上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理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践上推进了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运作。

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化话语的建构

全球化话语是指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根据自身利益诉求、目的、价值理念等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全球化的话语理念。处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的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全球化实践的优先参与者及主要受益者,其全球化话语极易成为强势话语,影响全球化的形式和方向。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任期内,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使美国全球化话语经历了建构、发展、解构、重构等几个历史时期,新自由主义、市场全球主义等意识形态贯穿其中。从话语角度对冷战后的全球化实践展开研究,有助对其形成更科学、理性的判断,进而对当前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形成更清晰的认识。

美西方涉华词汇陷阱及应对

当前,美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攻击愈发多样,在文字互鉴、学术互通和政治互动层面构建涉华议题词汇陷阱。这些词汇陷阱主要表现为文字外来词“陷阱”、西方学术理论“陷阱”和西方话语霸权“陷阱”,具有隐蔽性、感染性和宣传性的特征,其本质是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强渗透”、学术传播力的“强辐射”和政治影响力的“强扩张”。推动中国声音对外传播,展现真实中国形象,需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做好文字互鉴,培养学术自信精神,做好学术互通,提升综合外宣能力,做好对外传播,综合施策,从根源上解决美西方涉华议题词汇陷阱问题。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话语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探析

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必须基于中国话语语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政治国家的阶级性职能逐步向民众性回归,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中国国家治理是其集中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性和创新性统一于制度设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互释共生。突显人民主体性与强调制度设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基本内涵,是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时代彰显与宣示。

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的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能源强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离不开能源话语实践特别是能源治理话语实践。中国能源治理话语以其特有的话语概念已经形成国家话语,但只有通过国家翻译与国家修辞转化为国际话语,才能够切实赢得全球能源话语权,提升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话语能力。从中国能源话语研究现状着手,阐明能源治理话语的内涵及特征,提出构建“三库合一”的能源治理话语翻译资源库,包括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翻译术语库、翻译语料库、翻译修辞案例库,整理收集中国能源治理话语的相关资源,依托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规范能源治理话语,提升能源治理话语的认可度和传播力。

小岛屿国家联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逆向领导力”成因分析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协调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与国际、国内目标之间的矛盾。学界关于国际气候谈判领导力问题的研究通常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大多聚焦在守成国集团或新兴大国,比较强调大国以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主导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作用,而较少关注小国集团通过制度设计、知识塑造、话语建构来强化领导力的内在逻辑。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在同欧盟、伞形集团、基础四国、七十七国集团(G77)和中国各主要国家集团的互动博弈中,竭力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多边谈判机制,通过外交斡旋、联盟强化等方式推进对自身有利的议程,同时不断扩大小岛屿国家基于历史修正和道德关怀的道义话语权,充分发挥小国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和知识塑造方面的优势,实现小国联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独特的“逆向领导力”。

交际功能视角下日语职场请求表达的话语结构分析

基于交际功能视角考察了职场请求表达的话语结构特点。根据话语礼貌理论确认职场请求表达中交际功能的“基本态”,认为上级对下级的请求场面中最常用的句型是「~てくれ」;下级对上级的请求场面中,“开场白”基本使用“职务名称”;对等关系的请求场面近似于一般性请求表达,会因为地位平等、关系密切等因素,采用敬意度较低的请求表达。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教育的客观问题与危机的主观建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出台40周年再讨论

发布于1983年4月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份报告对当时美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反思,引发了关于教育危机的一系列争议,对20世纪末的美国教育改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内学界虽然对该报告有一定研究,但并未深入探讨危机背后的实质,很少提出对危机本身的质疑。实际上,报告所指出的教育危机,有一定的客观事实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一种危机话语的修辞成为联邦政府的政策工具。类似的话语修辞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政策的演进中并非个案,审视危机话语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美国教育改革背后的多重动因,以及更好地理解教育改革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

国家在场的身体知识:民国时期武术近代化的身体谱系

对民国武术史料进行谱系学研究后发现:社会精英一方面以强国强种话语将国民身体与国家身体相关联,既利用“女子习武”拓展国人的身体赋权范围而促进国家文明进步,也对“童子军身体”进行深度征用而隐喻国家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以“病夫”话语将中西作比较,既对武术进行教育化新探索,也开启竞技化新征程,并交汇于“土洋之争”及其背后所彰显的国族身份话语和权力意识的塑造。总之,在近代武术身体知识的国家性话语中,于民族国家话语权的场域下,武术以其所兼具的“切身性”和“民族性”而成为振兴民族、铸造共同体意识的工具,国民身体在知识与权力的运作下也将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作肉身化体现。但因其矛盾的“古今中外”认识,致使他们既以传统为傲也以西方体育为憧憬,及其近代武术既以西学为师也以其为对手的发展之样。

国家话语的差异化架构:基于"一带一路"中外新闻语料库的对比

国家话语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具有国家权威、关涉国家利益的话语集合,其全球化构建与传播是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权。本研究以"一带一路"为例,基于自建类比新闻语料库,考察中外媒体中国家话语的架构策略差异及动因,并提出加强国家话语对外传播的对策。

近20年来我国国家政治话语翻译实践中态度语义的变化

政治话语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话语翻译进行历时描写有助于我们从多个维度认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进而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考察了21世纪以来不同阶段的5份全国党代会文件翻译中表达国家情感、态度和立场的态度资源。研究结果显示,在国家翻译实践“忠实观”和传统“忠实观”的双重要求下,意义对等一直是首选的翻译策略;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为了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非对等翻译的案例增多,改变态度资源语义的情况愈加频繁,其中意义减弱比意义增强更为常见。

台湾地区政治生态下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与争夺

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在指涉政权的合法性与执政的正当性方面,民进党逐步形成了“民主话语”“本土话语”“台独话语”“反中话语”为核心的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论述。通过制度与“法律”、大众传媒、教育等核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民进党创造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利生产条件;通过概念生产与二元对立的话语修辞,民进党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与意义阐释规则;通过悲情叙事与恐惧诉求的话语传播策略,民进党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心理认同机制,由此逐步夺取和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对台湾地区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张力与论争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方法具有独特的历史、特征和边界,其中大部分的流派及其主张源于或者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深入了解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方法,首先,需要阐明它的基本研究范式—话语分析方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其次,需要梳理其演进过程中蕴涵在“结构—能动”、“国家—社会”、“批判—建构”三个维度上的内在张力以及相应的调适;最后,需要厘清它所面临的诸多疑问以及所做出的回应,例如如何从话语中读出意识形态、如何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立场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循环等问题。意识形态话语分析长期以来也是在这些调适与辩护中不断发展的,并且最终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确定更加合适的方法论基础。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