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的文道观书写——以康熙选评韩愈文为例

《御选古文渊鉴》在编选上秉持“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与“帝王之道”紧密联系,以“鼓吹六经”为总纲,以“质文互用”为具体原则,深刻反映康熙选文背后的文道观念;在评点时,康熙对韩愈散文多持褒扬态度,认为其文在文法与文道观念方面多有可取之处,肯定了韩愈醇雅古峻的文风,也对其尊儒重道、崇尚孔孟的观念加以认同。《御选古文渊鉴》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与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是清廷“崇儒重道”政策的具体反映,对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与古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宋文文体演变论略

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宋代骈文在"变体为文"中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新体式,骈文体裁发展呈现出庙堂之制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普遍化和民间应用扩大化的特点。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

《集篆古文韵海》校补举例

宋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是一部以韵书体例集录篆体和古文的集大成之著。该书版本为《宛委别藏》影摹旧钞本及其影印本,其他版本未见。该书不足、失误较多。现根据《永乐大典》、《集韵》和《古老子》碑对其进行整理和校补。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

古今字观念形成于东汉时期。较早论述这一现象的学者是郑众,他已使用＂古字＂＂今字＂对举的方式来表述古今字关系,并且对古今字的内涵做了基本界定。郑玄在古今字的理论阐述上并未超过郑众,但他首次使用了＂古今字＂这个组合术语,并扩充了具体古今字例的分析。郑众和郑玄所谓的古今字,是指不同时代记录同一词项通行用不同字的现象。古字和今字之间同义、同音但不同字。郑玄等人注释中的＂古＂＂今＂、＂古文＂＂今文＂有多种涵义和所指,或沟通古今字,或注释古今语,或校勘版本异文,其实各自所使用的表述方式和措词并不完全相同,应该注意分辨,以免误解、误用、误评。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用《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 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 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据考古资料考释古文四则

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传抄古文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古文字资料的出土,一些疑难形体的释读需直接依靠传抄古文。同样道理,考古资料对古文研究亦有很大作用,本文利用考古所得古文字资料分别考释了"也"、"塗"、"川"、"矢"等字的古文,并解决了与其相关的系列问题。

《说文》古文“甲”释义献疑

《说文解字》古文“甲”的释义有两种传承体系。两种体系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赞成“成于木”,都出现“始”、“见”、“成”三个标示事物发展阶段的动词,以这一共通之处和“十”乃“甲”之假借的既有论断为前提,从汉字实际书写的角度出发,论证对《说文解字》古文“甲”的解释中“千”字为“屮”字之讹误,从而得出《说文解字》中古文“甲”的释义实为“始于十(甲),见于屮,成于木之象”的结论。

论汉语抒情文本的“忘情策略”——以《古文观止》为例

古代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其实是一种"忘情策略",即在文本建构的过程当中尽可能隐藏情感,仅以迂回的方式对情感进行暗示并引起读者的情感反应,或者以程式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古文观止》所选的诸多抒情文本皆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为我们研究汉语文本的抒情策略及自我指涉性质提供了极好的样本。

论甲骨文是商代出版物

甲骨文是商代出版物,主要为商代官方出版物,是中国最早的出版物形态,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我们不能以现代传播学及关于近现代书籍的观念去苛求或者硬套甲骨文而否认甲骨文为我国最早出版物的历史事实。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骈文之辨体及其与句格、风格之关系

若论文体发展之先后,骈文实脱胎于"古文"。其路径大致可描述为"古文"中的文学类作品如辞赋,领先向骈的方向挺进,应用文体中文学性较强的文体如箴、铭、颂、书、序、章、表、诔、哀词等相继跟进,最后及于一切应用文体,包括公文。无论骈、古,作文都须以辨体为先。骈文句格通常可分四类,即叙述(事)、描写、抒情、议论句格,不同骈文体式的句格搭配、组合、运用各不相同,风格也大有差异。

《说文》“艱”字籀文、“難”字古文考

古文字中存在一形表示多词的现象,其中一种情况是既表示具体的事物,又表示跟事物相关的抽象概念,后来才采用改变笔画或加区别符号的方式把它们分化开来。本文据此指出,“壴”象鼓形,也是一形表示多词,表示具体的事物是“壴（鼓）”,表示抽象的概念是“豈（凱）”,后来采用略改变笔画的方式分化出“壴（鼓）”“豈（凱）”二字。《说文》“難”字古文“”、“艱”字籀文“囏”所从之“壴”“喜”都是“豈”之异体,在二字中都作声符。“”所从之“壴”是未分化的“壴（豈）”字。“囏”之“喜”旁所从之“口”既可能是羡符,也可能是区别符号。如果是前者,则是未分化的“壴（豈）”字;如果是后者,则是已分化的“喜（豈）”字。

唐宋散文研究刍议

唐宋散文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也陷入了明显的误区 ,致使路子越走越窄。造成误区的主要原因是“文以载道”论和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开拓和深化这一领域可从三方面入手 :系统开展唐宋骈文的研究 ;大力开拓唐宋古文的研究 ;

近百年廖平学术思想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国内外对廖平的研究均有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国内对廖平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当前对廖平的研究正日益深入与细化;日本与美国学者对廖平的研究也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成果。但客观来看,这些研究成果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今后对廖平的研究应该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等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

《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字形来源差异研究

夏竦的《古文四声韵》是现存重要的传抄古文字书。该书的两个重要版本《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之间字形来源的差异,有80处之多。本文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造成这些来源差异的原因。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曾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由于经学在近现代不受重视,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就在现代人眼中似乎远不如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但是,在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由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学却是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突破口。在王国维那里,经学既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属于今文学传统,也不是像章太炎那样属于古文学传统。他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晚清民初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最独具特色的:通过对《史记》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汉代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汉书》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东汉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弄清楚了《说文》中所载古文的意义;通过对魏三体石经的研究,他弄清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文说";通过对汉代古文学派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弄清楚了"古文"由字体转为学派的意义。总之,王国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充分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对经学以及经学史作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

“以古文解诗”的内在逻辑——以清初徽州士人杜诗评点中的“古文之法”为例

清初的徽州士人及清中后期的方东树都以"古文"的视角解析杜诗并从中发现了多种"古文之法"。事实上,徽州士人所谓"古文之法"的基本内涵是:局部性地打断句子内部、句与句、章与章之间平顺晓畅的意义关联,从而避免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意脉理论是"以古文解诗"的理论基础:"古文之法"之所以能被引入诗歌,是因为它适应了构建网络型意脉的需要。通过与方东树的对比可知,从"古文之法"中发现"言外之意"是徽州士人"以古文解诗"的特色,而清初杜诗学"赋兼比兴"的学术观念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论“古今字”观念的产生时代

学界关于"古今字"观念的产生时代问题意见不统一。汉民族在有了"古今"观念且在秦代有了以"字"指代单个文字的概念之后才会产生"古今字"观念。先秦至汉的"古今语"观念,西汉时的"古今文"观念与"古今字"观念相关却并不相当。按此思路考察,杨润陆(1981)所持观点是适当的,古人的"古今字"观念大约产生在西汉武帝末孔子壁中书出之时,代表人物即孔安国。清段玉裁认为先秦时《尔雅》中已有"古今字"观念有些过早,其他学者以为西汉末或东汉时才有"古今字"观念,则有些过晚。